前些天与朋友在院中小酌，聊起了上学时光中的趣事。不知不觉聊到了老师这一话题，当朋友问我记忆最深的老师是哪一位的时，我脑海中不由自主浮现出记忆深处已经有些模糊了的周先生的影子。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读书的学校，是在延安最北面的黄土高原上，学校是六孔红砂石条箍成的石窑洞，木质窗子上刷着红漆，在峰山的脚下格外突出，为了教室明亮，窗户都是用透光好的麻纸糊的。但窗子上总有几个麻纸糊不住的洞，阳光透过小洞斜射进来，变成几道布满灰尘的光柱，光柱打在先生的落了粉笔灰的肩膀上，让门墙遮掩的光有了几分柔和。窑洞不算大，每个窑洞里都摆着十余张双人课桌。周先生是数学和语文一起教的，那个时代，黄土高原上的乡村学校，不光缺教学用具，更缺老师，先生上一节课讲着“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下一节课开始讲着加减乘除混合运算的事情并不算稀奇。那时的我，总觉得先生是博古通今的，我不懂的他都懂，我问出的问题他都能解答。

先生住在我所住的城隍梁村后面隔着两个村子的小村庄，每天去学校要走将近二十里路，那时也没有摩托车和自行车代步，就靠着两条腿在崎岖的山路上走。每天在我吃着早饭时，就看到他在对面山峁上，朝着学校急匆匆走去，傍晚我坐在硷畔峁子上等地里干活的父母时，又看到他在对面山峁上，不过，这一次是朝着家的方向。曾有那么一瞬间，我想着他只是民办教师，整日来回奔波，一个月不过百十块的收入，甚至比不上农民的收获。直到多年后，我的许多同学和朋友成为一名老师，与他们的交谈中，我才明白当初那一瞬间的思考，是利益的一叶障目，毕竟人生，总要在光中留一份痕迹，才算不辜负在世间走了一遭。

先生写了一手漂亮字，庄里院舍有红白喜事的人家都会请他写礼薄，当他行云流水的字迹跃然纸上时，常引来阵阵喝彩，他却摆摆手说：“只要用心写，字自然就能写的漂亮。”先生也曾教过我写字，从字的结构到偏旁部首，却因我缺少了先生所说的持之以恒，终来还是没有写出好字，先生总说我是算盘上的珠子，拨一下动一下。参加工作后，看到有同事写出漂亮字时，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先生。

后来，父亲买了三轮车到榆林靖边县的一个镇上做起了生意，我也被转学到镇上的学校寄宿。先生到镇上的学校公办，在办完事后来到我在的教室门口，轻轻敲了敲门，我被老师叫出了教室，见到了半年多未见的周先生，只见他依旧穿着那件灰色的中山装，卷了少许的裤腿上还沾了几个不算显眼的泥点，一双磨到褪色的旧皮鞋底边上，粘着已经干涸结块的泥巴，想来是来时要淌水的那条河水涨了。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文具盒和一块掉了许多渣的子洲果馅递给我，轻声说：“我刚在商店买东西，看这个很适合你就给你买了。”顿了顿又道：“早上来了买的果馅，掉了很多渣，你揣着。”他说我是他教过最聪明的学生，叮嘱了我要好好学习后便离开了。多年后我才知道，每一个中途转学的学生，都是他“最聪明”的学生。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周先生，在我那零碎的记忆中，那一次就是永别。

再后来我几个阶段的毕业，也遇到了许多德艺双馨的先生，唯独周先生，成了我一直刻在脑海中的记忆碎片。去年我回陕北，向村里人打听周先生这些年的情况，本打算趁着这难得回来的时间，去探望一下多年未见的他，却听到周先生已经因病去世近三十年了，也就是我见他最后一次不过几年他便离世了，据说是几个侄子和庄客办的丧事。先生的一生都在平凡中迈着匆匆脚步，又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丢失了所有的依靠。每一次想起他，我总认为先生是好先生，我一定不是好学生，先生或许忘记了他教过哪些学生，但学生一定记得哪位先生曾教过自己。

时光飞逝，不曾为谁停下脚步，三十余年飞扬的黄沙悄然间淹没了先生行走在山峁上的脚印。峰山那六孔窑洞的学校，也早已坍塌破败，红沙石散落在校园中，几棵直溜溜的白杨树虽说成了材，如今也被人锯走了，只留下几截矮矮的树桩，满院的荒草在四季里自顾自地枯了又荣，荣了又枯。先生或许不会想到，多年以后，他教书育人的校园会如此破败不堪了，那个他曾在无数个清晨和黄昏奔赴的地方，那个他曾用粉笔灰染白双肩的地方，终究在岁月的风吹雨打中，一点点塌了下去，归于黄土，归于寂静。

韩愈说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先生曾传道授业，更以解惑，更多的是提醒他的学生，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来时的路，不要忘记那些曾为我们点亮心灯的人。（炼钢厂  薛生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