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后一缕像样的炊烟了。黄昏从东边的山脊漫下来时，村西头的张婶正往灶膛里添最后一把松枝。烟柱先是直直地升起来，像一根青灰色的绳索，要把天与地重新缝合；风从谷口那边绕过来，它便微微弯了腰，往东斜斜地散开去，散开去，终于淡成了暮色的一部分。

  我站在老屋的门槛上看着，忽然想起许多年前的黄昏。

  那时候炊烟是村庄的呼吸。每户人家的烟囱都在固定的时辰醒来，先是李家的，她家烟道窄，烟出来时细细的，像一声刚出口就被压低的叹息；紧接着王家的就粗壮些，大概是灶里烧着新劈的槐木，湿气重，烟便黑沉沉地往上坠，坠到半空才不甘不愿地散开；最后是村东头赵木匠家的，他婆娘总在灶上多搁一瓢水，那烟就白得透明，袅袅地升上去，几乎要融进云里。

  孩子们辨得清每一缕烟的味道。掺杂着秸秆焦香的是刘婶家，她爱在灶膛里塞两把干透的玉米棒芯；混着松脂清气的一定是周大爷，他后山那片松林年年落着厚厚的针叶。我们放学回来，远远看见自家的烟斜向哪个方向，就知道今天刮什么风，母亲该在后院的篱笆边晒被子了。有时烟突然乱了，断断续续地飘，那是她在灶前咳嗽——我们便撒开腿跑起来，书包在屁股后头啪啪地拍着，心里想着灶上那锅正咕嘟冒泡的南瓜汤。

  炊烟也分季节的。春天的烟软，被满坡的油菜花熏得带了点黄，懒懒地浮在秧田的水汽上头；夏天的烟烈，被毒日头一烤，卷着边往上蹿，像是要挣脱什么；秋天的烟最沉，裹着新米的味道，从晒谷场上空压下来，把麻雀都醉得飞不动了；只有冬天的烟是暖的，灰白色的一团，缩在瓦楞间不肯走，非要等母亲拎着泔水桶出来，才惊惶地让开一条路。

  可这些我都是后来才明白的。身在其中时，只当炊烟是日子的标点——早上的逗号，午后的分号，傍晚的句号。直到有一年清明回去，忽然发现村西头少了三根烟囱，新砌的瓷砖楼房顶上光秃秃的，像刚拔了牙的嘴。我望着他家锃亮的灶台，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缺了什么呢？大概是那种等待的耐心吧——等着火从柴心慢慢燃到表皮，等着锅底渐渐变黑，等着烟从无到有、由浓转淡的过程。

  后来张婶也搬走了。她的烟囱成了燕子窝，每年春天都有新的泥巴糊上去。去年再回去，连燕子都不来了——整条巷子装了统一的排烟管，做饭时所有蓝火苗同时燃起，所有的香气被管道吸走，像一群被没收了声音的合唱团。

  此刻我站着的这个地方，三十年前该是全村炊烟最密的一段。黄昏时分，几十道烟在空中交汇，织成一张巨大的网，网住鸡鸣、狗吠、母亲唤儿的声音，网住炒菜的滋啦声和井台边的说笑声。可如今网破了，那些声音漏得干干净净，只剩我眼前这一缕，孤零零地往天上走，走到半路忽然散了，好像忽然想起自己已没有归处。

  暮色更浓了些。远山把最后一点天光吞进去，村庄便整个地沉下来。我忽然觉得，我们这代人或许就是最后见过完整炊烟的人了。以后的孩子会在教科书里读到“炊烟袅袅”这个词，配一张黑白插图，他们会问：“烟为什么会从房子里冒出来？是着火了吗？”

  而我们将如何回答呢？说那是日子在呼吸，说那是土地在向上说话，说那是几千年来无数个黄昏共同呵出的一口气——这话太轻了，像烟一样抓不住；又太重了，重得能压弯一个时代的脊梁。

  最后一缕烟散尽了。我转身进屋，顺手关上了门。门轴发出“吱呀”一声，在空荡荡的巷子里传得很远，仿佛在替所有消失的炊烟，补上最后一声叹息。（动力能源中心 王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