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我记事起，那把算盘就躺在堂屋的抽屉里。抽屉是父亲自己打的，松木的，拉手处被他粗糙的手指磨得油光发亮。算盘也磨得发亮，却不是任何人的手能磨出来的——那是时间的手，是上百年光阴叠在一起搓出来的光泽。乌木的框，圆润的珠子，中间的横梁像一道沉默的界河，把珠子上下一分为二。

每年腊月二十以后，父亲便会把它请出来。他用软布细细擦拭每一颗珠子，然后噼里啪啦地拨弄一番，像是在跟老伙计打招呼。那些珠子碰撞的声音清脆而密集，大珠小珠落玉盘，却比玉盘更家常，更暖。母亲在一旁裁红纸，准备写春联；我们兄妹几个围在桌边，看父亲的手指在算盘上飞舞，一串串数字从噼啪声里跑出来，最后被他工工整整地记在账本上。那是一年里最郑重的时刻，父亲核对着全家的收支，脸上的表情既严峻又温柔，仿佛在清算的不是钱，而是一年的日子。

父亲的手指粗短，指节突出，是干了一辈子粗活的手。可一碰到算盘，那双手就灵巧得不像话。拇指往上推，食指往下拨，中指辅助，三个指头配合得天衣无缝。有时他算到一半会停下来，盯着某颗珠子发呆，半晌才又继续。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停顿里藏着他算不清的账——奶奶的药钱、我的学费、来年开春买化肥的钱……算盘珠子一颗一颗，颗颗都是生活的重量。

算盘原本不是父亲的。爷爷去世那年，留给他两样东西：三间老屋，和这把算盘。爷爷是村里的会计，一辈子与数字打交道，经手的账目比家里的米粒还多。他走的时候，算盘就在枕边，珠子还停在某个没算完的数目上。父亲握着算盘红了眼睛，他一个字也不识，打算盘的本事却无师自通。也许那些珠子认得他，认得那双与爷爷同样粗糙的手。

有年夏天，镇上来了个收老物件的贩子，看见我家堂屋桌上搁着的算盘，眼睛就直了。他出价三百块，这在当时够买一头小猪。父亲正蹲在院子里修锄头，头也不抬地说：“不卖。”贩子加了两次价，父亲终于站起来，走进堂屋，把算盘拿进里屋收好。贩子走的时候还在门口喊：“老爷子，那是好东西啊，别糟蹋了！”父亲没应声，只是继续磨他的锄头，磨石发出的沙沙声里，有一种不容商量的沉默。

后来电子计算器普及了，五块钱一个，按键就出结果。我们劝父亲换一个，省得每天噼里啪啦费神。他不肯，说算盘不会没电，不会出错，手指头拨出来的数字，心里踏实。再后来，连我们也不劝了，因为发现父亲算账时，嘴唇会微微翕动，像是在跟那些珠子说话。那些无声的对话里，有他对爷爷的想念，有他对过往岁月的确认，也有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对数字背后的生活全部的敬意。

如今算盘搁在客厅的展柜上，和父亲那台旧收音机并排站着。一颗颗珠子安安静静，不再发出任何声响。有时深夜写稿累了，我会把它拿下来，随便拨弄几下。珠子碰撞的声音还是那样清脆，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分明。我忽然觉得，父亲这一辈子，就是在用一把算盘清算活着的代价——柴米油盐，生老病死，得与失，欠与还。

那本账，算盘算不清，我也算不清。可我知道，从今往后，每当我听见珠子相碰的声响，就能想起一个男人沉默地坐在桌前的样子。他把生活里所有的数字都拨成了声响，却把那些声响背后的心事，一颗一颗，都藏进了木头的纹路里。（生产管控中心  郭超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