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停在院墙外，堂哥蹲在门槛上抽烟，国庆放假回家看着施工队把老瓦房的木梁一根根卸下来。阳光从拆了一半的屋顶漏进去，照在堂屋正中的方桌上，桌面上还留着几道我小时候刻的刀痕。堂哥站起来，走到院角那三棵枣树跟前，拍了拍最粗的那棵说：“这三棵，谁也别动。”

老宅就在一个叫枣树坪的小村子，青瓦土墙，院外是一片竹林，风过沙沙响。三棵枣树种在院子和菜地之间的坎沿上，一字排开。爷爷说，这是父亲、二叔、三叔出生那年栽下的。父亲是长子，种了棵最壮实的圆枣，立在坎沿东头；二叔体弱，爷爷从后山挑了棵根须密的木枣栽在中间；三叔最小，院子挤不开了，便在坎沿西边靠竹林的地方挤了棵羊奶枣。爷爷说得简单：“等树大了，各人吃各人的，省得抢。”

打我记事时，三棵枣树已高过屋檐。圆枣树冠如伞，枣子黄里透红，肉厚汁甜；木枣高挺，枣子带麻点，甜中微涩，晒干了炖肉最香；羊奶枣最小巧，一头大一头小，脆生生的甜，是孩子们最爱。每年十月枣子泛红，我们一群堂兄妹便围着树转。圆枣结得最多，但父亲看得紧，每天只许摘一小把；木枣长得高，够着费劲；羊奶枣最矮最甜，年年第一个被薅光。有一回我为了够树顶最后一串，踩了坎沿的青苔滑倒，膝盖磕出血。三叔把我抱起来一边往堂屋走一边骂：“你个碎娃，馋得不要命了？”可当晚，他拿竹竿把羊奶枣树角角落落又搜了一遍，搜出十几颗藏在叶后的，全塞进我书包。

那时爷爷每日清早端一杯青茶，坐坎沿上看三棵枣树。有一回我问他哪棵最好，他呷口茶慢悠悠说：“都好。圆枣养人，木枣入药，羊奶枣解馋。就跟你们几个一样，各有各的用处。”我当时半懂不懂，只觉得他说话带着汉中人特有的慢和软。

后来我们陆续进了城。二叔去了西安，三叔去了广东。老屋空了，瓦片长青苔，院墙泥皮剥落，竹林越密，把西边的羊奶枣压弯了腰。有一年春天我回去，用竹竿和棕绳把歪了的羊奶枣撑起来。堂哥在旁边说：“老三不在，我们替他拾掇着。”

这次翻修，堂哥保留了老屋格局，只重砌后墙、换新瓦。施工队说三棵枣树离坎沿太近，地基不好处理，建议砍了。堂哥绕院子转了三圈，最后说：“不砍，坎沿往里收一收，给树让地方。”新砌的坎沿在三棵枣树前弯了个弯，像河水绕石，又继续往前。

我站在新坎沿上仰头看圆枣树干粗得合抱不住，树皮裂成块块，如老人手掌；木枣最高，树梢已够到二楼窗台，挂满青青小枣；羊奶枣被扶正后发了新枝，绿意盎然，串串羊奶似的小枣在四月风里轻摆。阳光从竹林斜照过来，在坎沿石上洒了满地碎影。我走过去摸羊奶枣树干上那道当年被竹压出的凹痕，已长合鼓成疙瘩，摸着硬滑。

忽然想起爷爷的话——如今养人的父亲还在老家城里，每月要回来看树；入药的二叔在西安当了半辈子大夫，去年还寄回木枣干给堂哥泡酒；解馋的三叔在广东，每年枣熟时必打电话问：“羊奶枣红了没？给我留一把晒干寄过来。”我们笑他远，他说：“枣树在呢，老家就在呢。”（生产管控中心  常艳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