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的冬是浸在烟熏火燎里的。当秦岭的雪线压到屋檐时，山坳里的炊烟便格外稠了，裹着松枝燃烧的焦香、柏木清苦的余韵，在晨雾里织成一张绵密的网，将整座村庄笼进腊月的年光里。这烟是活的，顺着山势游走，时而攀上老柿树的枝丫，时而钻进青瓦的缝隙，最后都化作檐角一缕抹不开的乡愁。

父亲的灶房总在立冬后热闹起来。他像位老药师调配秘方，将花椒、八角、桂皮细细研磨，与粗盐拌作琥珀色的粉料。案板上的猪肉须得是现杀的土猪，肥膘如雪，瘦肉似霞，在父亲布满老茧的手掌下翻覆，被均匀地抹上腌料。我常蹲在木盆边看，看盐粒在肉纹里融化，看香料渗进肌理，仿佛看见时光正顺着肉纤维的沟壑，缓缓向深处流淌。父亲这时总会念叨：“三斤肉，一两盐，多一分则苦，少一分则蛀。”这话他说了很多年，连灶膛里的火苗都听得熟稔，跳动的节奏里全是岁月的韵律。

腌足七日，肉便褪去生涩，泛出温润的琥珀色。父亲用竹篾将整块肉捆扎成束，悬在灶膛上方的横梁上。那里原是挂着竹篮，盛着新做的豆腐或柿饼，此刻却让给这些沉甸甸的腊味。灶膛里的火昼夜不熄，松枝与柏木在暗红中噼啪作响，腾起的青烟顺着铁锅边缘攀爬，在梁间游走，将每一寸肉都裹进松柏的魂魄。我常在夜半醒来，看见灶膛的火光在墙上摇晃，像极了父亲在油灯下修农具的影子。

最有趣的是看父亲“看火”。他总说熏肉是“三分烤，七分养”，每日添柴时总要仰头端详那些悬着的肉，像老农查看庄稼的长势一样。烟太浓了，肉会发苦；火太旺了，肉会干裂；若是偷懒用了杂木，那烟气便浑浊不堪，熏出的肉带着刺鼻的焦糊味。唯有松枝与柏木以三比七的比例燃烧，让带着树脂清香的烟气缓缓渗透，方能熏出那层透亮的琥珀色。父亲常说：“这烟啊，比人还挑嘴。”

除夕前的解封仪式最是庄重。父亲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将悬了月余的腊肉取下。刀刃触肉的刹那，会发出细碎的“沙沙”声，那是盐晶与风干肉纤维的私语。薄如蝉翼的肉片卷曲着落在青瓷盘里，在油灯下泛着玛瑙般的光泽。肥的部分近乎透明，能看见底下凝着的油脂；瘦的部分则如枫糖，丝丝缕缕透着光。母亲总在这时端出新蒸的米糕，说腊肉的咸香要配米糕的清甜，才是完整的年味。

年夜饭的灶台上，腊肉总与干竹笋同煨。父亲说这是老辈传下的搭配——竹笋吸饱了腊肉的咸香，腊肉浸润了竹笋的清鲜，两者在砂锅里慢炖，直把秦岭的冬都炖得温软了。我常守在灶边，看蒸汽顶起锅盖的缝隙，听那“咕嘟咕嘟”的声响，仿佛听见时光在肉纹里发酵的声音。待到揭盖时，整间屋子都浸在琥珀色的香气里，连梁上的灰尘都变得金灿灿的。父亲会用竹筷夹起一片肉，对着灯光端详：“这肉纹里透着光，才算熏到位了。”

腊肉的滋味是分层次的。初入口是松柏的清苦，继而泛起盐花的咸鲜，最后在舌根留下淡淡的甜。这甜味来得蹊跷，像是肉里藏着整个冬天的阳光。父亲说这是“时间的甜”，是风与火共同酿造的奇迹。我后来吃过许多地方的腊味，却总觉少了这层回甘，大约是少了秦岭的松风，少了汉江的雾气，少了灶膛里那簇跳了半世纪的火。记得有年冬天，城里来的亲戚嫌腊肉烟味重，父亲默默将肉收进橱柜，转身却听见他在厨房偷偷切了半块，就着烧酒吃得满嘴流油。开春后，剩下的腊肉也不会取下来，母亲隔几天就会在灶膛里点上松枝与柏木，让烟熏一熏，这样腊肉就不会发霉和蛀虫。

如今父亲已修了新楼房，灶房已换了电磁炉，可每年立冬，他仍要熏上几块腊肉。不是为了吃，他说：“闻着这烟味，心里踏实。”前年回去，见他正教小侄儿捆扎腊肉，孩子的手太小，总系不紧竹篾。父亲就握着他的手，一遍遍示范，阳光穿过窗棂，在两人身上投下斑驳的影。那影子晃动着，恍惚间与三十年前父亲教我捆肉的场景重叠——原来时光的传承，就像这腊肉的腌制，需要耐心，需要温度，更需要那缕永不熄灭的烟火。

前些日子收到父亲捎来的腊肉，用报纸裹了三层，打开时仍有松枝的清香。我学着父亲的样子，将肉片切得极薄，铺在青瓷盘里。油灯下，那些琥珀色的肉片泛着温柔的光，像极了老宅梁间悬着的旧时光。窗外是异乡的冬，窗内却飘着秦岭的烟——原来有些味道，早已随着血脉，在记忆里生了根。我忽然明白，这腊肉哪里只是食物？分明是秦岭人家写给岁月的情书，用烟火作墨，以时光为笺，一字一句都浸着对生活的虔诚与热爱。（炼钢厂 陈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