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腊月，父亲就频繁的来电话，电话里念长道短，在谁家买了吊边土猪肉，谁家送的老母鸡养在家里还没杀，忽而又说起家里把红纸都买好了，就等我回去写春联。

说到写春联，从高中时候起，老家院子里各家各户的春联都由我来写，已渐渐成为和过春节走亲戚一样，是约定俗成的事情。春节过后，邻里亲戚们来家里做客，对着我写的春联品头论足一番，也是父亲暗地里偷偷骄傲的资本，但想到厂里春节期间放假安排，我还是不由得犹豫了一下：“大年当天才放假，今年怕只能赶回家吃团年饭了。”

父亲听了后，只“哦”了一声，半晌才说：“我知道了。”

我知道父亲心里有点失落，正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他的时候，他反倒主动把话题岔到一边去了。这么多年了，父亲总是这样，一心为我考虑，把什么都担在自己身上，即使是过年不能提早几天回家，他也表现得好像是因为他的原因造成似的……

不知怎地，主题又一转，父亲在电话里突然说道：“你晓得不？袁老汉前几天过世了。”

“过世了……怎么死的？”

出来工作以后，每年回家，家乡都有人死去，仿佛已经成为惯例，见得多了，我已是云淡风轻见怪不怪了，但听到袁老汉去世的消息，等我从云淡风轻中迅速反应过来，还是一阵说不出的惊讶。捧着电话，有一种肃穆的感觉围绕着我，就像我是在一出葬礼的现场。

“可怜老汉能了一辈子，临死的时候，连个送终的都没有，一个人悄悄儿死在老庄子房屋里头。”

“他好几个儿女，咋会没有人送终？”我问道。

“哪个晓得得的啥怪病，头天晚上还好好儿的，在儿子屋里喝酒，喝完酒黑天半夜非要回老屋，第二天天都快黑了还没看见人影儿，屋里人撵到老屋去找，发现门拴着，打不开，喊也喊不答应，把门撞开，才看见袁老汉躺在床铺前头，光身子缩成一个疙瘩，冻得梆硬，我们去帮忙入殓的时候，胳膊、腿都掰断了，才勉强装进棺材。”

“去年回去还好好儿的，怎么说死就死了？”我不相信一般地问道。

“上了年纪，人都一样，哪晓得哪天说没就没了。”

我突然陷入了沉默。又是整整一年没回家了。上次过年回去还见过袁老汉，怎么突然就死了呢？

世界上再也没有袁老汉这个人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仿佛我突然意识到这世界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好多事情就从那个漏洞里永远地消失了。以前我从没过这种感受，忽然意识到如果有漏洞的世界是真实的，那之前我理解和接触的那个世界，仿佛就不真实了。

我和袁老汉的小儿子是很要好的同学。从小学开始，我们就在一起读书，熟悉得就像可以穿一条裤子。之所以说是袁老汉的小儿子，是因为他还有三个姐姐，在上个世纪计划生育政策异常严苛的年代，一个男娃有三个姐姐，那么他们的父母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听别人说，当年袁老汉第三个女儿出世的时候，连县上的领导都出动了，结果到了袁老汉家里，却连一条板凳都没得坐，全坐在道场边的石头上。因为家里早就被乡上的干部搬空了。

就在那种家贫如洗、计划生育政策又严苛如山的情况下，重男轻女的袁老汉到底得偿所愿养了个儿子——就是那和我可以穿一条裤子的同学。并且，袁老汉靠种着几十亩山地，愣是把四个孩子都送进了大学学堂，如今，三个女儿都是人民教师（不用想，女儿们也是遵行袁老汉的要求而选择了教师这个神圣的行业，而袁老汉肯定是受那个年代铁饭碗思维的影响。人民教师是毋庸置疑且农民出身的家庭能够够得着的“铁饭碗”）；至于小儿子，则毕业于建筑专业，如今在建筑公司任经理一职。村里人说起袁老汉，说起袁老汉如何供应四子女上了大学，心里都是大写的、五体投地的“服”——然而，这并不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

我钦佩他的，是小学没毕业，一个地道的庄稼汉，却写的一手好字。那时候农村流行写“香火”，也就是各家正屋里的中堂，在香案后面的墙上挂着大大的“天地国亲师位”，方便时时拜祭。而当时乡里的“香火”十之八九都出于他手。出于对书法共同的热爱，如今回想起来，他写的“天地国亲师位”，那一横一竖一勾都宛在眼前，仿佛刻在我的脑子里，永远也无法抹去。

除书法之外，他还精通乐器，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尤其唢呐吹得一绝，乡里但凡红白喜事，请班房时都少不了他。乐队奏响的时候，他鼓起腮帮子，能连续吹两个小时不换气儿，我们小时候，就喜欢围在他身边，不听唢呐响，就看他一鼓一鼓的腮帮子，从来看不厌烦。

他还是一个十里八乡的好木匠。小时候，村里人经济宽裕一点后，人们都喜欢给家里置办几样像样的家具，用桐油油得锃亮，看得人心里踏实，就像家里储了黄金。农忙之余，袁老汉就马不停蹄地给乡里乡亲做椅子，做风扇，做腰盆……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而且找袁老汉做家具，还要预约，因为他做的腰盆，结实耐用，要十来个人一起，才能把铁箍箍上去，他做的风扇，简直可以当传家宝一代一代传下去……那时的家具全是实木打造，卯榫契合，他给我们家做的柏木椅子，用了十几年，仍然坚固如初，就像昨天才做出来一样。

袁老汉是我们村里真正称得上多才多艺的人，他的手艺仿佛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后来随着年纪渐长体力衰退，丢下许多手艺之后，他在镇上开办了门面，专门给亡人刻石碑、扎花圈、扎灵房、扎汽车、扎金童玉女，几乎垄断了当地这个行业，没有人不说他心灵手巧的，供货紧张的时候，还会出现几家人抢同一批花圈灵房的局面……

就是这样一个勤劳、朴实、多才多艺的人，用双手和才智营造了一生的人，也终于不在了。我倏忽间杂乱地想到许多事，想到他的小儿子——我的同学，已经失去他的父亲；也想到他的结实、丰厚、又短促的一生；还想到他们那一辈人，他们走过的那些年代；甚至还想到新世纪我们上场的时候，也和他们一起生活在同一时代，但是，我们一直走在康庄大道上，而他们，仿佛一直走在路旁的深沟里……

仿佛要用好些年的时间才能想到那么多事，但就在那么短短的几分钟里，我的大脑像奔跑的高铁般，匆匆地领略了那么些事物。事实上，也真有一种长时间坐高铁的感受，既轻盈，又沉重，还伴有疲累。我不知为何会疲累，父亲在电话里不断地说着什么，我竟也能沉静地应答，等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应答的内容时，我发现自己正奇怪地站在马路边的一棵柳树下面，以至于我不得不多看它两眼，正因为如此，仿佛它非常重要，以至于我永远都不会再忘记它似的。

“咋不说话？没事就挂了。工作要紧，对子（春联）写不了了，我就去买几幅印刷的算了。要是袁老汉没死，还可以请他写。”顿了一会儿，父亲冷不丁又说一句：“我不喜欢印刷的对子。”

“要不，我把对子写好，寄回去？”我说。

“寄回来？”父亲想了不到一秒钟，“算了，寄回来运费都要二十多块，买对子的钱都够了。”

二十多块，也就是出去喝酒打一次出租车的钱。但我无法跟父亲解释和争辩什么，如果能从开支里节约一分钱，他就会想办法给我节约一块钱出来，这就是我的父亲。

“那就买吧，还是晚些买。如果能争取早几天回来，我就回来写。”

“行。”父亲愉快地答应着，“那就不说了，你忙吧。”

父亲挂断了电话，我继续在马路上走着，满脑子里还是袁老汉的影像。不对，还有父亲的影像：他的脸，皱纹，黑黝黝的皮肤，屋檐下他不算矮小但已不像年轻时那般结实的身体，还有那灰土土的衣服。一切是如此清晰，我忽然明白过来，我为什么会觉得疲累，那是袁老汉一生的疲累，也是父亲一生的疲累。父亲和袁老汉，本是一代人啊，他们经历和付出的，不正是为我们这一辈人而苍老吗？

我还可以继续沉浸在疲累中，一直沉浸下去，但肯定不会超过明天，甚至不能超过今天夜晚，因为我也有一生的路要走，父母亲已经老了，但还把力所能尽的一切，就算是一根火柴，也要留给我，那么，我必须活出年轻人应有的样子来。

冬日的阳光，带着清冽的寒冷，我还在马路上走着，突然就想回家了。（生产部  田肇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