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个上了锁的抽屉。

那抽屉在书房最深处，颜色比旁边的要深些，是岁月熏出来的沉黯。黄铜的锁扣早已失了光泽，却仍固执地扣着，像一只闭紧了的、苍老的嘴唇。童年时，那抽屉于我，是一个神秘的宇宙。里面藏着什么？是家族秘不示人的往事，还是什么了不得的珍宝？这疑问，像一只小小的蛾子，总在心底幽暗处扑闪着翅膀。

终于等到父亲出门忘了上锁的一天。我像个小贼，心跳得咚咚响，屏着呼吸，轻轻拉开了它。没有预想中的珠光宝气，也没有泛黄的信笺。里面只是整整齐齐地，码着一叠叠的纸。我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摞，最上面的一张，墨迹已有些淡了，抬头写着“一九八五年家用账”。底下是密密麻麻的小字：

“七日，购煤五十斤，一元二角。九日，沽散酒半斤，四角。

我一行行地读下去，指尖拂过那些褪色的数字，仿佛能看见年轻的父亲，就着那盏昏黄的台灯，用他那杆吸满了墨水的钢笔，极郑重地，极缓慢地，记下这一笔一笔的收支。煤是暖的，酒是辣的，蓝布衫子是妹妹过年时欢天喜地的笑靥，《大众电影》里，则藏着母亲在操劳之余，一点点对远方世界的眺望。这一页薄薄的纸，哪里是账目，分明是一部用数字写成的、我们家的《史记》。

我一页一页地翻下去，像是在重走一条漫长的来路。账本里，渐渐有了我的影子。“八八年，九月，入学杂费，十五元。”那是我第一次背起书包。“九五年，七月，购《辞海》一部，四十八元。”那是我考了第一名，父亲咬着牙给出的奖励。我至今还记得他递钱给我时，那混合着骄傲与心疼的眼神，与书店橱窗里那本厚书烫金的封面，一同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里。

账本里的数字，也一年年地丰润起来。早先的“盈余”项下，多是几角，几元；后来，变成了几十，几百。支出的名目里，“煤”与“散酒”不知何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取暖费”与“红酒”。“蓝布”变成了“成衣”，又变成了某个我寄回去的、叫不出牌子的“羽绒服”。父亲的笔迹，也从早年的峭拔工整，变得有些迟缓，有些颤了。

我的眼眶忽然湿了。这哪里是账呢？这分明是父亲的一生。他将他的年华，他的精力，他所有的爱与担当，都一点一滴地，兑换成了这些琐碎而坚硬的数字，砌成了我们一家温饱无虞的城墙。那账本里，有他深夜的叹息，有他奔波的风尘，有他戒了烟酒的习惯，有他日渐花白的头发。他将一切都算了进去，唯独没有算进去的，是他自己。

我轻轻地将账本依原样放好，推上抽屉。那“咔哒”一声轻响，像是一个时代的落幕。我走到窗前，窗外是城市的万家灯火，明明灭灭，每一盏灯下，想必都有着一本相似的账单，记录着无声的牺牲与绵长的爱。

父亲从不说爱，但他的账本，每一页都是爱的具象。那上面写着的，不是数字，是他全部的、沉默的温柔。（生产管控中心  文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