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爸一向有时差。

小时候记事起，我见他的时候总是很少。偶尔他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从县城回到家，我却已经睡了，天不亮，又赶着自行车去上班了。无垠的山路，隔着三十多里的时差。

家里田地树林交公了，他的单位也改制了，我也要上小学了，一间三十平米的筒子楼拿一道窗帘分开的两居室，最终让一家人蜗居在这陌生的县城。白天他去外面的工地当学徒，晚上在已经倒闭的厂子绑钢筋，三个小时十一块钱，手快计件。我见到的总是他无尽的疲倦和动辄就是巴掌的打骂。小心翼翼的害怕，隔着只有一道帘子的时差。

生活慢慢好起来了，我爸带班了，也能接一些小的私活了，我也上高中住校了。他的时间不再像几年前那样赶了，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训斥和责骂是常有的事。青春期的叛逆尝到了和他对抗过后的快感，冷暴力也是让我内心暗爽的最简单途径，遇到我想听的还则罢了，不爱听的我就回出租房了。他也不能像小时候一样抽我了，我已经比他高一个头。无言，是摆在我们面前现实的时差。

我喜欢了一个女孩，是我们班同学，坐在我的左手边。我们没有像其他情侣一样高调示爱，每天都埋头数学和理综的试卷，我们都在认真备战高考，甚至比以前更努力，即使只有一个过道的距离，我们都相互不理。

高考完了，我爸还是知道了，我能感觉到他有什么要和我说。

“你，上学分心了？”

“没有。”

“那这是啥？”那是一张她写给我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一起报西安吧。

“你翻我东西了？”

“我翻你东西？那你就别去上学了，我给你把媳妇取了就对了，还上什么学？啊？”

“我借你10万块钱，工作了就还你。”

终究那一巴掌没有打下来，我对着他，他看着我。沉默，隔着我们父子间深深的时差。

大学我最终还是去了，我们之间基本没有话可说。

再次说到我的话题，依旧只是之言片语。

“你们，还在联系？”

“嗯？哦，嗯。”

“后面会结婚？”

“是。”

“我没上过学，但是我知道学生这种一般都没有太好的结果，最后走不到一起的基本没有，这一辈子的事，你，考虑清楚。”

“我早就考虑清楚了。”

“那明天让你妈炒几个菜，让她来家里玩吧，你妈准备了个红包，时间长了，别把我们家看小了。”

我爸没上过学，却写的一手好字，劲道方遒，他做人也是一样。

那一年，我大三。我诧异万分的不只是他突然的一番话，还有就是后来的一些安排。这，我也说不上来。

直到前年的一天，妻子给我打电话：“爸从架子上摔了，很严重，在中心医院。”

我发疯似的赶到医院，从未觉得如此的惶恐。我周围的人全都变得模糊，远远近近的人潮声拉扯到很长、很长，生腥味压着我的鼻腔让我忍不住想要呕吐，流到嘴边的全是咸甜的口水，心肺抽的厉害，气管堵得发慌，我忍不住战栗。我从未如此厌恶医院里那生冷的气息，也从未如此迫切的渴望着医生的检查。

我叫不醒他。

我爸在他21岁时送走了我爷爷，27岁时埋了我奶奶。

坐在医院的台阶蜷缩成一团，川流不息的大街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无力的我连一只香烟都抽不出来，我把它们揉成一团丢掉了。很多年没有流过眼泪，那一天我流了很多年的眼泪。

我守了三天三夜，我害怕，害怕这一别便是永远，我从未如此需要他。

生与死的时差却是那么真真的真实，好在一切都往顺心的方向走了。

这两年我爸终于是闲了下来，辛苦了一辈子的人，身子变得单薄。在家带带孙子。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和家里聚少离多，我们的时差倒了过来，我也变成了年轻时的他。

我爸头发也越来越少，花白的青丝也越来越多，也总是打电话让我回去，很少喝酒的他每每也挨着我坐，让我陪他喝上几杯。

按时吃饭，多喝水，我们一切都好到的，只是有好久都没见你了。

我已经泪流满面了。（炼钢厂   邓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