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故乡的刻度是天。从晨光到夜幕，足够我带着小狗在田埂上跑三个来回，在空地里和伙伴踢几场球，在家里完整地吃够三顿饭。那时的故乡是一口井，我是井底最自在的蛙。

中学时，故乡的刻度变成了周末。周五下午第二节课的下课铃声，是归巢的号角，骑着自行车飞驰在回家的路上，风也变得格外柔和。书包装着作业，也装着五天的想念。那时候不知道，原来距离开始在我们之间画下第一个刻度。画下第一个刻度。

大学时，故乡缩成了寒暑假。夏天是没完没了的蝉鸣和井水里冰镇的西瓜，冬天是屋檐垂落的冰凌子，是家人围坐时漫不经心的闲谈。那时的故乡是一张张车票的起点和终点，而我，是候车室里最熟悉的过客。

工作后，故乡就只剩下“春节”。

腊月二十八到家，正月初三启程。五天时间，要分给亲戚、朋友、发小，真正留给父母和那片土地的，少得可怜。返程的行李箱里，母亲塞进水果、蔬菜、腌菜，仿佛这些家乡的味道能陪我度过另一个360天。

年三十，我去看了村头的田地，小麦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就像我走了又来，来了又走。麦子的根一年比一年扎得深，而我待的时间越来越少。迎面过来的几个孩子，用陌生的眼神打量我——他们是邻居家的孩子，我认识他们，他们却不认识我。就像故乡认识我，可故乡的新路、新房、新面孔，已不认识我。明明我的根还扎在这里，可我却成了这里的陌生人。

母亲把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时，我偷偷算了一笔账：假如父母还能活三十年，假如我每年回来十天，除去应酬、睡觉、走亲访友，真正陪伴他们的时间，竟不足半年。这个数字让我握筷子的手顿在半空，停滞许久。那些总以为还很长的“以后”，拆成年、拆成天，竟少得让人心慌。那句“见一面少一面”，从来不是伤感的话，而是最真实的提醒。

新年到了，我就来；鞭炮响完，我就走，好像我们才是那只年兽，只是这些年兽心里明白：他乡的灯火再辉煌，也照不亮回家的路；故乡的月光再黯淡，也认得每一个归人。

故乡，从此就变成了后视镜里那个越来越小的身影，变成了后备箱里满满的心意，变成了手机通讯录里那个不敢轻易拨出的号码，变成了一个只有春节才能回去的梦。（生产管控中心  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