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半，我被阳台传来的窸窣声惊醒。透过门缝，看见母亲佝偻的背影。她正用一把旧牙刷，蘸着水，一点一点刷洗自己的布鞋鞋底。那双黑色的平绒布鞋，鞋帮已经洗得发白，唯有鞋底边缘，还顽固地留着昨天从乡下带回来的黄泥。

这双鞋，或者说鞋底那些泥，让母亲昨夜辗转难眠。她在城里住了三年，却始终像个借宿的旅人。每日清晨必要擦鞋，地板上一粒灰尘都让她不安。父亲常笑她，说她是泥地里打滚的野丫头，进了城倒成了有洁癖的太太。母亲只摇头：“不是洁癖，是不能把外面的土，带进别人家里。”

这个“别人家”，指的是我的家。尽管房产证上是我的名字，尽管我说了无数次“这就是您的家”，母亲依然固执地认为，她是客。

我静静看着她的背影。灯光勾勒出她缩小的身形，花白的头发松散地挽在脑后。她刷得那样仔细，鞋底的纹路、边沿的缝隙，甚至鞋跟磨损的斜面，都一一照顾到。这动作如此娴熟，让我忽然想起童年老家的门槛。

老家门槛是青石条砌的，被几代人的脚步磨得中间微凹，光滑如镜。每天傍晚，母亲从田里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坐在门槛上脱鞋。不是脱，是退——她扶着门框，左脚退右脚的鞋，右脚退左脚的鞋，两只沾满泥巴的鞋就整齐地摆在门外。然后光脚踏进堂屋，在门后的水盆里洗脚。盆边永远搭着一块灰布毛巾，她擦干脚，才穿上干净的室内鞋。

我蹲下身，接过她手里的鞋。鞋底的泥已经板结，深深嵌在纹路里。这不是普通的泥，是老家村口那棵大槐树下的土。树旁是村里的老井，井台边的泥永远湿润，混合着青苔和水渍，颜色比别处深。昨天母亲蹲在井边，用手摸了摸井沿，手指颤抖。三十年前，她就是从这个井里打水，养活了一家人。

“您知道吗？”我握住母亲粗糙的手，“小时候我最喜欢下雨天。”母亲诧异地看着我。“因为下雨天，您的脚印特别清楚。”我说，“您从田里跑回来，从堂屋到灶房，从灶房到井台，湿漉漉的泥脚印一串串的。我就跟着那些脚印走，觉得特别安全——跟着脚印，就能找到您。”

母亲的眼睛湿润了。她别过脸去，继续刷另一只鞋。这次她刷得很慢，很慢，仿佛刷的不是鞋底，而是时光本身。母亲刷完了鞋，把水倒进阳台的花盆里。她种了几盆葱和蒜，说是不能忘了泥土的味道。鞋子并排放在窗台边，鞋尖朝外，像随时准备出发。晨光初现，在湿漉漉的鞋底镀上一层金边。那些纹路里的水珠，像清晨田埂上的露水。

“其实，”母亲直起腰，揉了揉后颈，“城里的路太干净了，干净得让人心慌。踩上去，一点声响都没有，一点印记都留不下。”她说的“印记”，是物理的，更是心灵的。乡下的土路，一场雨就能抹平所有足迹；可记忆里的路，下多少场雨都冲不淡。母亲在城里走了三年，却总觉得脚下空落落的——不是因为路不平，而是因为走过的路，没能在身后长出熟悉的风景。

是的，母亲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脚印铺路。从田埂到村道，从乡间小路到城市人行道，她走到哪里，就把路延伸到哪里。而那些脚印里，藏着她全部的岁月——春天的泥泞，夏天的滚烫，秋天的干燥，冬天的霜痕。

我忽然懂了，母亲刷洗的不是泥，是记忆；她要带走的也不是鞋，是故乡。而留给我的这双鞋，鞋底干干净净，却装着半生的泥土、一生的路。

原来有些脚印，不是留在地上，而是留在时间里；有些路，不是用脚走完，而是用心走完。母亲的脚印，从故乡的泥土出发，穿过岁月风雨，最终停在我的掌心——成为一幅永恒的地图，标注着爱的坐标，家的方向。（生产管控中心   郭超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