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的梅雨季是黏稠的。雨丝不是落下来的，是纺出来的，织成一张无边无际、又湿又重的灰网，将天地与人都笼在里面。我立在临河的老宅天井里，望着那方被屋瓦裁出的、铅色的天空，看檐角的雨滴，许久，许久，才不甘不愿地坠下一颗，在石阶上砸出一朵转瞬即逝的、深色的花。空气里满是陈年木料吸饱了水分的微腐气息，混着墙脚青苔的腥，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从岁月深处渗出的凉意。

记得儿时，外祖父也常在这样潮湿的午后，搬一把竹椅，坐在这天井里。他不说话，只是望着那几块碑，目光浑浊，却又像两泓深不见底的古井。雨丝飘进来，濡湿他花白的鬓角，他也不擦。母亲悄悄告诉我，那是当年分田地时立的界碑，外公是村里管“尺子”的人。那“尺子”，是木的，却比铁还沉，能量出一家欢喜几家愁。外公守着这把“尺子”几十年，从青丝到白头。他常说一句话，是说给儿孙听的，更是说给自己听的：“心要正。心歪一寸，尺子就歪一丈；尺子歪了，人心就乱了，地气也就不宁了。”

那时的我，哪里懂得这些。只觉得那石碑冰冷无趣，远不如屋后溪里的游鱼好玩。如今，自己也到了外祖父当年的年纪，站在这空寂的老宅里，被无边的雨气包裹，那句“心要正”的话，才像一颗深埋已久的莲子，被这陕南的梅雨一浸，竟在我心里“啪”地一声，绽出苦涩而清冽的芽来。我仿佛看见外祖父那双青筋盘错、泥土般颜色的手，如何稳稳地握住木尺，又如何一丝不苟地将它贴紧地面。尺子不会说话，可那平直的墨线，便是它全部的、不容置疑的语言。这语言，拓在石碑上，也刻在人心最深处那片不容玷污的“界”里。

心何以能“廉”？又何以会“乱”？这廉与乱之间，那看不见的“界”究竟在何处？我想，那或许并非律例条文上冰冷的刻度，而是一个人对自己灵魂的凝视与坚守。界碑是硬的，人心却是软的。风雨能蚀穿石碑，而能蚀穿人心的，往往是些更柔软、更无形的东西，譬如一丝侥幸，一缕贪欲，或是一阵看似无关紧要的“人之常情”的暖风。这风起初只是吹皱心湖的一点涟漪，可若不警醒，日积月累，便足以溃决那道名为“廉耻”的堤防。一旦内里的“廉心”乱了，散了，那么外在无论多么冠冕堂皇的“清风”，也不过是顷刻便会烟消云散的假象罢了。

雨势渐收，终于停了。厚厚的云层裂开一道缝隙，一道薄金似的阳光，斜斜地切下来，不偏不倚，正落在天井中央，照在那几块残碑上。湿漉漉的碑身霎时有了光彩，墨绿的苔藓也显得鲜润起来，像一块块年代久远的苍玉。更奇的是，碑脚下，那被雨水反复冲刷、光洁如镜的石板上，竟清晰地映出了屋檐的一角，几片黛瓦，和一小块正在慢慢变蓝的天空。水中的天，比头顶的真天更显澄澈、透亮。

这景象让我怔住了。残碑是沉坠的，是向下的，承载着泥土的重量与历史的尘埃；而那水中的云天倒影，却是向上的，轻盈的，蕴含着光与无限的向往。这一上一下，一实一虚，一古一今，就在这潮湿的老宅天井里，借着天光与雨水，达成了瞬间的、完美的交融与对话。残碑因这倒影而不再孤寂枯索，倒影也因这残碑的依托而显得厚重不移。它们彼此注释，彼此成全。

我忽然了悟了。那水中的云天，不正如一腔至清至纯的“廉心”么？它本身是空的，是无形的，正因其空，方能映照万物，纤尘不染；正因其无形，方能无所挂碍，自在来去。而地上的界碑，便是这“廉心”在人世间的迹化，是它不可撼动的准则与底线。心若如镜水般澄明，映出的世界便是清朗的；心若蒙尘纳垢，那倒影自然也就扭曲昏浊了。“廉心”是源，“清风”是流；心泉不枯，清风方能不息，方能拂遍阡陌，涤荡尘寰。

云翳散尽，天彻底放晴了。阳光温煦地铺满了整个天井，也将我周身晒得暖洋洋的。老宅依旧静默，残碑依旧无言。但我觉着，有些东西已然不同了。我俯身，用手指轻轻拂去碑上的一络水珠，指尖传来清凉而坚实的触感。

我转身离开，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门外，是雨后初霁的陕南小镇。石板路被洗得发亮，空气里满是植物畅快呼吸的清新味道。一阵穿巷风迎面拂来，湿润，微凉，带着河水与香樟叶的气息，毫无滞碍地穿过我的身体。

那风里，我依稀又听见了外祖父的声音，很轻，却像那水中云影一般清晰：“心要正。”

清风盈袖，拂面不散。我知道，那阵风，是从那方小小的天井里，从那水中的云天与古老的界碑之间，悄然生起的。它正吹向更远的地方。（生产管控中心  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