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不写字的。

至少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不写字。他的双手，是土地与工具塑造的——十指微曲，仿佛永远握着无形的锄柄；掌心的纹路深如沟壑，嵌着洗不净的墨绿，那是青草与庄稼的汁液；指甲短而厚，边缘毛糙，像钝了的犁铧。这样一双手，与洁净的纸、纤长的笔，似乎是两个世界的事。

然而，他又是第一个在我生命里“写”下字的人。

那是在我很小的某个黄昏。院子里，太阳正把最后的余晖酿成黏稠的蜜糖。父亲刚从地里回来，裤脚还沾着新鲜的泥。他坐在门槛上歇息，我爬到他膝上，拨弄他粗大的手指。他忽然用食指的侧面，在落满灰尘的地面上，缓缓地、用力地，划了一横。

“这是一。”他的声音低沉，带着劳作后的沙哑。

那一道痕，在夕光里微微凸起，像大地初生的第一道皱纹。我学着他的样子，伸出小小的手指，在旁边也划了一横。我的横轻浅、歪斜，像一条胆怯的蚯蚓。

“对。”他笑了，眼角的纹路堆叠起来，比地上的横更深、更长。接着，他又划下第二道，与第一道垂直相交。“这是十。”

我忽然兴奋起来，仿佛窥见了造物的秘密。我用手指急切地涂抹，想写出那个神圣的“十”字，却总是画不直那竖。父亲用他宽厚的手掌，轻轻包裹住我乱动的小手，带着我的手指，稳稳地、有力地，从“一”的中间向下划去。那一刻，我的指尖感受到他掌心粗砺的老茧，和一种沉实的、不容置疑的引导。一道笔直的竖，穿透了那一横，稳稳地立在了大地上。

上学后，我拥有了真正的笔和本子。我的字开始在白纸上生长，从歪扭到工整，从铅笔到钢笔。父亲对我的功课表现出一种沉默的关切。他从不检查具体的对错，只是在每晚我伏案时，悄无声息地泡一杯粗茶，放在桌角不碍事的地方。有时深夜醒来，我会看见他披着外衣，就着昏暗的灯光，极慢地翻看我的作业本。他看得那样仔细，手指悬在纸页上方，微微颤动，仿佛在隔空临摹那些他并不完全认识的方块字。他的眼神里，有一种遥远而虔诚的光，像在观摩一场庄严的法事。我知道，那纸上整齐的行列，对他而言，是一片他未曾开垦也无法涉足的、神圣的田野。

2013年因参加工作需要短期培训学习，父亲将一个崭新的、深蓝色的硬壳笔记本出来，递给我。我翻开，第一页是空白的，没有一个字。第二页、第三页……直到翻到最后，全是空白。只在扉页的右下角，有一小片模糊的、深褐色的印记，像是指纹，又像是无意间蹭上的铁锈或泥土。

我疑惑地抬头看他。他避开我的目光，只望着沉沉的夜色，说：“拿去，记点东西。”那一瞬，我忽然懂了。这个一字未写的本子，是他能给我的、最隆重的馈赠。它代表了他对“文字”所能想象的全部尊重与期许——那是一片完全洁净的、等待播种的沃土。那片空白，不是匮乏，而是他为我撑起的、最大可能的天空。扉页上那枚无言的印痕，就是他全部的签名，是他用生命本身的质地，为我题写的、无声的序言。

直到今年暑假回家，我在老家旧屋的箱底，又看到了那个深蓝色的笔记本。它依然崭新，只是蓝已褪成灰白。我郑重地翻开，里面依然是一片空白，如沉睡的雪原。我久久凝视扉页上那片早已黯淡的印痕，忽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

我这才恍然惊觉：父亲，这个不写字的人，早已用他最沉默的方式，写满了我的人生。他以土地为纸，以岁月为墨，以他的脊梁为笔，在我生命的开端，就落下了最深沉、最遒劲的笔划——那是对知识近乎神圣的仰望，那是对远方沉默的托举，那是在一片空白中为我预留的无限可能。

他写下的是“一”，是起点，是地平线。

他写下的是“十”，是支撑，是坐标系。

他留给我的整本空白，是原野，是苍穹。

而我此生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无论飘向何方，都不过是那个“十”字的延伸与回响，都落款在他早已为我铺就的、无垠的纸页上。他是不写字的人，却是我一生也写不完的、最深情的正文。（生产管控中心  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