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执拗，是刻在骨子里的。

记忆里最鲜明的，是他修那把旧藤椅的光景。那椅子老得浑身都在呻吟，母亲几次说要扔，他总是不语。那天下午，他把它搬到院中槐树下，工具箱在脚边摊开，像展开一个郑重的事业。他俯身下去，脊背弯成一张弓，太阳把他的白发晒得晃眼。他用小刀细细地刮着断裂的茬口，涂上木工胶，然后用麻绳一圈一圈地缠紧。那绳子在他粗笨的手指间，竟变得异常驯顺。他不许任何人帮忙，就那么固执地、沉默地与那堆衰老的藤条较着劲，从日头正烈，一直坐到暮色昏黄。

那时我觉得，父亲是在跟一把椅子过不去。许多年后，当我在异乡的深夜，忽然想起那把椅子上被岁月磨得油亮的扶手，想起父亲曾怎样坐在上面读书、假寐，才恍然明白——他哪里是在修椅子，他分明是在固执地挽留着什么。挽留一段与他一般不再年轻的时光，挽留一种熟悉的、妥帖的生活姿势。他的执拗，是一种沉默的、笨拙的守城。

父亲的执拗，更多时候体现在他的“规矩”上。

比方说喝茶。他那只紫砂壶，是决不许旁人碰的。并非名贵，却被他养出了温润的光。每日午后，他必要独自坐在窗前，用滚水细细地烫过，放入一撮青茗，高冲低斟。第一泡总是要倒掉的，说是“洗尘”。他慢慢地呷，眼睛望着窗外，也不知在想些什么。那套繁琐的仪式，在我眼里曾是近乎迂腐的固执。可当我后来在酒桌上见识了那些一饮而尽的豪情，在会议室里领教了那些滴水不漏的机心，才忽然怀念起父亲那杯茶的清白与安静。他那不容置喙的规矩，仿佛是在喧嚣人世里，为自己划出的一块不容侵犯的清净地。

我与他的冲突，自然也源于此。

青春期时，我迷恋一切新奇、迅疾的事物。我觉得他老了，他的规矩是束缚，他的守旧是落伍。我们之间爆发过无数次争吵，为我的奇装异服，为我晚归的时辰，为我看的那些“不三不四”的书。他从不与我长篇大论地辩论，总是用最简短、最坚硬的话驳回我的请求，然后转过身去，留给我一个无法撼动的、山一样的背影。那时我觉得，我们之间横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鸿沟的消弭，是在一个毫无征兆的黄昏。

我离家求学工作数年，一次回家，看见他坐在房间里，就着台灯的光，正费力地鼓捣着什么。走近一看，竟是我中学时那台早已报废的老式复读机。我早已忘了它，用了更小巧先进的播放器。他却还记得，我当年是如何守着它，听那些他听不懂的流行歌曲和录音。

那一刻，我看着他那布满老年斑的、微微颤抖的手，看着他那执拗地、近乎徒劳地想要为我修复一段青春的背影，喉咙忽然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所有过往的怨怼，瞬间冰释。原来，他的执拗里，包裹着最柔软的内核。他不懂如何用言语表达关切，便只能用这种最笨拙、最固执的方式，去触碰他无法理解的儿子的世界。

如今，我也到了被人称作“固执”的年纪。我开始理解，父亲的执拗，并非顽石，而是一种风骨。那是一种对生活虔敬的、不肯随波逐流的姿态。他固执地守着旧物，是守着记忆的温度；他固执地遵循旧礼，是守着做人的分寸；他固执地走远路，是守着内心的安宁。

这世上的聪明人太多了，懂得变通，善于周旋。而我的父亲，他只是一个执拗的人。他用他一生的执拗，为我示范了另一种活法：不必太快，不必太滑，只需像一棵老树，把根须深深地、固执地扎进自己认定的泥土里。

窗外，秋风又起。我仿佛又看见他，坐在槐树的阴影里，固执地修理着那把永远不会真正散架的旧藤椅。而这一次，我只想静静地坐在他身旁，陪他一起，对抗那终将带走一切的时间。（生产管控中心  郭超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