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最深的抽屉里，静卧着一把老算盘。紫檀木的框，已被岁月磨去了棱角，透出温润的光泽；那些竹制的珠子，因无数次的拨弄，中间被绳子勒出深深的凹痕，像老人脸上笑出的皱纹。我偶尔会把它取出，放在桌上，并不计算什么，只是看着。恍惚间，便能听见一片“噼啪”声，如夏日急雨，从记忆的深处倾泻而来。

这声音，首先牵引出的，是外公的身影。

外公是镇上合作社的老会计。夏日的午后，他总在堂屋的八仙桌上摆开阵势。阳光透过槐树的枝叶，在他青布衫上投下斑驳晃动的光点。他鼻梁上架着老花镜，右手三指灵巧地翻飞，算珠便在他手下欢快地碰撞、聚合、分离，发出一串串清脆又密集的声响。那声音，不急不躁，有着固定的韵律，像一曲古朴的劳作号子。我那时还小，伏在桌边，看那些黑褐色的珠子上下跳动，觉得它们是有生命的，正在演出一场我看不懂的、神秘的舞蹈。外公从不让我触碰，他只说：“小孩子，心浮，糟蹋东西。”他的世界，是规矩的，是“二一添作五，逢二进一十”的，一分一厘，都清晰无误。那算盘声，于我而言，是童年里一首关于秩序与严谨的、遥远而陌生的背景音乐。

后来，外公老了，眼神不济，这算盘便传到了母亲手里。

母亲用它，算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账。油盐几钱，布匹几尺，人情往来几分。她的算法慢，远不如外公那般行云流水。常常在煤油灯下，她一边小声念着斤两，一边用指尖小心翼翼地推着一颗颗珠子，眉头微微蹙着，仿佛那算珠有千钧重。那声音不再是急雨，而是秋夜断续的滴答，带着生活的重量。有时，她会算到很晚，那“啪”的一声最终落定，常伴随她一声几不可闻的轻叹。那时我已读了些书，觉得这劳什子实在麻烦，便拿出计算器，三两下给出数字。母亲接过，看看屏幕，又看看手里的算盘，脸上有种复杂的、被时代轻轻抛下的茫然。她仍会将结果在算盘上再拨一遍，确认无误，才默默收起。于我，算盘在母亲手里，成了拮据与辛劳的象征，我那时一心想逃离的，便是这种被琐碎数字捆绑的人生。

我离家读书，工作，在充斥着电子表格与数字键的世界里浮沉。效率和速度成了新的信条，那把老算盘，连同它所属的那个缓慢时代，被我一同封存在了记忆的角落。

直到那年，我的人生陷入一团巨大的混乱。生活上的困扰，人际的倾轧，未来的迷惘，种种无形的“账目”纠缠在一起，让我算不清，理还乱。我焦躁地在书房里踱步，像一头困兽。就在那时，我无意间拉开了那个抽屉，看见了它。

鬼使神差地，我把它拿了出来。拂去微尘，它沉甸甸的，带着旧木的凉意。我生疏地拨动了一个珠子，“嗒”的一声，清脆，冷静，像一滴冰水落入沸腾的油锅，让周遭的喧嚣瞬间静止。我试着去拨“一”，然后是“二”、“三”……我的动作笨拙，全无外公的流畅，也不同于母亲的滞重。但就在这缓慢的、一珠一珠的拨动间，一种奇异的感觉发生了。那些盘踞在我心头的、乱麻般的烦恼，仿佛被这具象的、可触摸的框架给框住了。一个珠子，便是一个单位；上一档是十，下一档是一；满五便升，满十便进。规则如此简单，如此分明。

我不再计算什么，只是无意识地、反复地从一拨到九，再从九归零。在这周而复始的拨弄中，我的心竟渐渐地沉静下来。这算盘，它不像电脑，会死机，会弹出恼人的广告；它只是沉默地、忠实地呈现着每一次拨动的结果。它教会我的，不是算术，而是一种心法：再庞杂的困境，也要拆解成一个一个可处理的“珠子”；再迷茫的前路，也要一步一步地“进位”。它是一具关于“秩序”的实物禅。

如今，它仍静卧抽屉深处。我不再视它为陈旧生活的烙印，反而将它看作一剂救心的良方。每当心绪纷乱，我便请它出来，听几声“噼啪”脆响，仿佛便能听见外公的沉稳，母亲的坚韧。这老物件，它算不尽世间的得失，却为我拨开了心中的迷雾。它框住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一份在疾速时代里，如何安放自己的、古老的智慧。（生产管控中心  王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