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棚最角落里，它像一头被遗忘的衰老牲口，沉默地站着。车把上的电镀层早已斑驳，露出底下深褐的铁锈，如同生了瘢痕的皮肤。那根横梁，曾经挺括如男子汉的肩，如今也弯垂了，透着不堪重负的疲惫。我扶着它，掌心传来熟悉的、冰凉的触感。父亲在身后哑着嗓子说：“废铁价，五十块。”收废品的中年人用一根手指敲了敲车轮，钢圈发出闷哑的回应。他摇摇头，伸出三根手指头。

三十就三十吧。

它来到我家的年月，我已记不真切了。只记得那时，它还是家里最神气的座驾。通体“永久”牌的墨绿，是一种深沉而庄重的颜色。车铃一按，“叮铃铃”的声响，清亮得能划破整个巷弄的晨雾。父亲骑它工作，车前梁上安着一个小藤椅，那便是我的御座。我的头顶着他的下巴，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和汗味。他的双臂从我身旁环过，握着车把，也圈出了一个风雨不侵的世界。车轮滚滚，碾过碎石路，颠簸的感觉从车架清晰地传上来，麻酥酥的，像一曲无声的催眠。我在那片墨绿色的、安稳的怀抱里，做过许多天马行空的梦。

后来我学车，自然也是用它。它的身躯对一个孩子来说，不啻于一座钢铁巨兽。我只能把右腿从横梁底下斜斜地穿过去，蹬那半圈踏板，这叫“掏螃蟹”。身子歪扭着，样子笨拙极了。不知摔了多少跤，膝盖和手肘上总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那根横梁，被我磕碰出无数细小的凹坑。父亲从不来扶，只在旁边看着，说：“摔够了，也就会了。”终于有一天，我身子一扭，竟稳稳地跨上了那座曾经高不可攀的横梁。风迎面扑来，两旁的房屋树木急速向后倒去，那一刻，我仿佛征服了整个世界。那横梁，是我童年里最后一道，也是最高的一道门槛。

少年的时光，便是在这横梁上飞驰而过的。我骑着它，穿过开满油菜花的田埂，车辙在泥土上画出歪歪扭扭的航线；我骑着它，载着邻班的女孩，她的裙角在风里飘拂，我的后背能感觉到她小心翼翼的、若有若无的依靠，心便像那车铃，叮叮当当地响了一路。它也载过沉甸甸的课本，载过暑假里钓回的鱼，载过那些漫无目的、却又塞得满满当当的青春。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冷落它的呢？大约是高中以后吧。更轻巧的变速车，更迅疾的电动车，乃至四个轮子的小汽车，一步步取代了它。它被推移到车棚的角落，辐条上渐渐缠满蛛网，像被时间打了个封印。偶尔想起，也只是瞥一眼，心里说，改天要擦一擦的。可“改天”永远没有来。它的衰老，是一种静默的、不被察觉的过程，直到今天，被明码标价地摆出来，才显得如此触目惊心。

收废品的人拿出工具，开始拆卸。那一声声金属断裂的嘶哑声响，像钝刀子在割着记忆的神经。我看着它的车轮被卸下，那曾载着我奔跑如飞的车轮；看着它的链条被剪断，那曾在我脚下咬合着发出“嗒嗒”轻响的链条。它最终被扭曲、压缩，成了一团不成形状的、黯淡的铁块，“哐当”一声，扔进了三轮车的车厢。

那人蹬着车走了，巷口空荡荡的，只剩下一点铁锈的腥气，混在风里。我心里也空了一块。我知道，我卖掉的，不只是一堆废铁。我卖掉了父亲的壮年，卖掉了我的童年，卖掉了那条在“二八”大杠上，才能看见的、长长的来路。

别了，我的“二八”大杠。（生产管控中心  郭超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