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个匠人，一双粗手能化腐朽为神奇。

他的工作室在院子东头，原是个旧车库，经他亲手改造，成了他的王国。推开门，各种气息扑面而来：松木的清香、桐油的厚重、铁锈的涩味，还有父亲身上永远洗不掉的汗味与烟草味。这些气味混合在一起，成了我记忆中最安稳的味道。

墙上挂满工具，每一件都有其位置。刨子按大小排列，凿子依刃口分类，锯子按齿距悬挂。父亲说：“工具是匠人的兵器，要知性情，才听使唤。”他每周五雷打不动要“磨家伙”，砂轮转动声中，铁与石迸出火花，那些钝了的刃口便重新露出寒光。

儿时最喜看父亲做木工。他选料极苛，一块木头要反复敲击，听其声；凑近鼻尖，闻其味；指尖摩挲，感其纹。他说好木头会说话，“松木性柔，说话轻声细气；榆木质硬，是个暴脾气；枣木最韧，像个倔老头”。这些木头在他口中都有了魂魄。

开料那天有如仪式。父亲先在料上弹墨线，墨线吃进木纹，如同命数注定。接着拉大锯，一推一送间，锯末纷飞如雪。我蹲在一旁，看父亲的背脊如弓弦绷紧，汗珠沿脊柱沟滑落，砸在木屑上，洇出深色的花。

刨花卷曲着从刨床涌出，堆满一地，散发着生命的余温。父亲的手背青筋突起，如老树的根须扎进黄土。那些粗糙的手指却能做出最精细的活计——榫头要严丝合缝，“插进去拔不出来，转一圈又不紧不松”；雕花要栩栩如生，“花瓣要薄得透光，花蕊要细得颤悠”。

完工时，父亲总要亲手打磨。砂纸从粗到细，一遍遍掠过木面，直到抚之如婴儿面颊。最后上漆，他不是刷，而是用掌心蘸漆，一点点“喂”进木纹里。“木头会呼吸，”他说，“漆吃得太饱，它就憋死了。”

邻居常拿来破损的物件求修。断腿的椅子、散架的木箱、裂开的砧板，到了父亲手里都能重获新生。修旧如旧是他的宗旨——“不是要它像新的，而是要它还是它自己。”于是那些修补处反而成了独特的纹身，记录着岁月的故事。

我曾嫌父亲固执。机械化时代，他仍坚持手工开榫；流水线生产，他非要一凿一凿地雕花。他说：“机器做的活没有体温。”那时我觉得他迂腐。

直到我去外地读书，宿舍里买的廉价书桌，抽屉总是卡涩，柜门永远漏缝。某个深夜，我伏在那张吱呀作响的书桌上学习，忽然想起父亲做的书桌——八个抽屉，推拉皆顺；三扇柜门，开合无声。那一刻我才明白，父亲给予世界的何止是一件家具，更是一种严丝合缝的秩序感。

暑假回家，见父亲在教小孙子做木工手枪。孩子的小手还握不稳刨子，父亲便从身后环住他，大手包小手，一起推动刨床。刨花涌出的那一刻，孩子惊呼：“爷爷，木头在吐彩虹！”父亲笑而不语，眼角的皱纹如木纹般舒展。

我忽然看清：父亲这个匠人，修的何止是木器。他是在用最笨拙也最虔诚的方式，修复这个过于粗糙的世界。每一道精准的榫卯，都是他对混乱生活的反抗；每一件圆满的成品，都是他留给世界的秩序标本。

如今父亲老了，手抖得再雕不了细花。但他仍然每天在工作室里，擦拭工具，摩挲旧料，如同老将军擦拭他的铠甲。那些工具亮晶晶地挂在墙上，像一个个待命的士兵。

而我最珍贵的遗产，不是父亲做的任何一件家具，而是他教会我的：在这个求快的世界里，要敢慢；在这个敷衍的时代里，要肯精；在这个的社会里，要相信有些东西值得修复，值得传承，值得做到极致。

刨花还会飞舞，墨线依然笔直。匠人老去，匠心不死。父亲用他的一生告诉我：真正的匠人，雕琢的不是木头，而是时光；打磨的不是表面，而是心性。那一凿一凿刻下的，都是对人间至美的执着信仰。（生产管控中心   王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