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一九五二，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他常说自己是一只脚踩在旧社会的泥里，一只脚踏在新社会的路上，走起来总有些踉跄。

他的童年是在煤油灯下度过的。那时夜来得早，天一黑，世界就缩成一盏昏黄。祖父在灯下读《水浒》，父亲趴在桌边描红模字。纸窗上映着婆娑的树影，风一吹，那些影子便活起来，像是梁山好汉正在夜奔。“那时认字少，”父亲说，“但光看影子，就能编出一整回故事来。”

六零年饥荒来时，父亲刚上小学。饿极了，就带着弟弟去挖野菜。荠菜、苦菜、灰灰菜，都是救命的菩萨。有一次挖到棵野山药，兄弟俩等不及回家，就地生火烤了吃。半生不熟的山药噎得人直伸脖子，但那甜味父亲记了一辈子。“后来吃过多好的席面，”他说，“都比不上那口夹生的山药。”

文革风暴卷到小城时，父亲十六岁。学校停了课，他戴着红袖章，跟着队伍喊口号。但夜里偷偷把老师的藏书埋在菜窖里，“书有什么罪呢？”他后来对我说，“都是好纸好墨印的。”那些书在土里睡了十年，重见天日时纸页已泛黄，像一个个苍老的先知。

七七年恢复高考，父亲已经二十五岁。他白天在砖厂搬砖，晚上就着油灯复习。母亲说他的汗巾总是能拧出墨汁来——那是汗水混着钢笔漏的油。放榜那天，他正在码砖坯，听见广播里念出自己的名字，一块砖坯啪地摔碎了。“不是心疼砖，”父亲解释，“是手抖得握不住了。”

大学里的父亲是个异类。比同窗大七八岁，穿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说话带着砖土气。但他读书最狠，图书馆闭馆铃响时，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他的笔记本是用砖厂报表的背面订成的，正面是生产数据，背面是微积分公式。

毕业后分回县城中学教书，一教三十年。他的板书极其工整，说是“不能辜负每一支粉笔”。学生都怕他又敬他——他能在操场上一眼找出谁没做课间操，也能在放学后给差生补课到天黑。那些年他送走的学生，有当了大官的，有成了大款的，但父亲最骄傲的是那个残疾学生考上了师范，“我背他上了三年楼，值了。”

九十年代下海潮时，有人邀父亲去南方闯荡。他想了三天，最后还是留在讲台上。“不是每个人都得去淘金，”他说，“总得有人守着矿脉。”

退休那天，父亲把办公桌收拾得干干净净，只带走一个搪瓷杯。杯身上印着“先进工作者”，掉瓷的地方露出黑铁，像岁月的疤痕。现在他每天用这个杯子喝茶，看报纸，偶尔给我发微信——他学会用手写输入法，一个字一个字地划，慢得像在刻碑。

去年帮他整理旧物，翻出一箱发黄的照片。有扎羊角辫的小儿，有戴军帽的青年，有站在讲台上的中年……每一张照片后都有铅笔小字：“摄于一九六零年饥荒后，体重六十二斤”、“一九七七年于砖厂，当日搬运砖坯三千块”、“一九八五年送第一届毕业生留念”。

我张张翻看，忽然泪流满面。原来父亲不仅是个称呼，更是一部行走的史书。他的皱纹里藏着饥荒年的雨水，他的脊背上烙着砖厂的烈日，他的手指间留着粉笔的细尘。他们那一代人，像桥一样架在历史两岸，自己承受着所有的重量，却让后人平稳走过。

今夜父亲又发来微信，是一张夕阳照片。配文说：“今天的落日和你出生那天的很像。”我忽然想起他常说的话：“我们这代人啊，像庄稼一样，挨过冻受过旱，但到底还是长成了。”

是啊，他们长成了。长成了我们的父亲，长成了历史的脊梁，长成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而当我终于读懂父亲与他的年代时，桥上的霜，已经落满了他的头。（生产管控中心  朱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