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记忆，向来是吝啬的，仿佛一本被岁月浸蚀的账簿，许多页粘连一处，许多字迹漫漶不清，唯留下几笔孤零零的数目，证明着光阴的收支。

他记得泥土。春日里哪块地需先耙，秋日里哪垄花生最肯结籽，他闭着眼也说得分明。他的手抚过田埂，便知墒情深浅，如同郎中搭脉。那记忆是渗进骨血里的，带着腐草与湿泥的腥气。他常蹲在地头，捏一抔土在指间搓捻，半晌不语，那土便告诉了他去岁今朝的雨雪风霜。这记忆属于大地，不属于他自己。

他也记得节气。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这些谚语从他口中吐出，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是比黄历更准的律法。他的生命节奏与天地呼吸同频，何时播种，何时收割，何时贮藏，皆依循着这套古老的记忆。这记忆属于季节，亦不全属于他。

至于家事，他的记忆便显得支离而任性。母亲的生辰，他总要踌躇半晌，方能报出个模糊月份；我们兄妹儿时的趣事糗事，在他脑中只剩一片混沌的光影，追问下去，他便咧开嘴，露出被烟草熏黄的牙，含糊地笑：“记不清喽。”仿佛那些温热的细节，皆被日头晒化了，蒸发殆尽。

然而，他却清晰地记得我七岁那年打碎过他一只陶土烧的酒盅。那酒盅粗劣得很，杯口还缺了一小块瓷。他当时并未责骂，只默默将碎片拾起，包在一块蓝布里。几十年过去，某年冬夜温酒，他抿了一口，忽然抬眼，望着窗外漆黑的天，喃喃道：“那酒盅……是你爷爷留下的唯一一样喝酒家伙什。”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那一刻，我骤然窥见他记忆的深渊里，沉着一块我从未知晓的、关于血缘与传承的碑石。他记得的并非酒盅本身，而是酒盅背后那一脉相承却又早已中断的父子联系。

他的记忆还顽固地停留在我离家的那个清晨。雾很大，湿冷的白汽包裹着村口的老槐树。他坚持要替我扛那口沉重的箱子，一路无话。直到车轮卷起尘土，我回头望去，他仍钉在原地，身影在雾中模糊成一尊灰黑的雕像。后来母亲每次提及，他总会插话，语气确凿：“那天的雾，真大，五步外就看不见人。”仿佛那场大雾，已将那个送别的场景牢牢地冻结在他的脑海里，连同那一刻无法言说的空旷与失落。他记不住我们的欢笑，却精准地收藏了离别的湿寒。

父亲老了以后，记忆更像一盘散沙，抓握不住。新发生的事情，如水过鸭背，顷刻无痕。他会反复询问刚才是否吃过饭，转头便忘了孙儿的名字。可是，他却能准确地从一堆杂物里找出用了半辈子的旱烟袋；会在某个毫无征兆的午后，突然用极低的声音哼唱出一段荒腔走板的山歌，那调子苍凉嘶哑，母亲说，那是他年轻时在矿上背石头听来的。这些记忆的碎片，脱离了时序，脱离了意义，像沉船散落的物件，固执地浮出意识的海面，证明着某些过往的存在。

我渐渐明白，父亲的记忆自有其严酷的法则。它自动筛去了那些他认为轻飘的、柔软的、属于情感褶皱里的东西，却死死咬住了那些与生存、与苦难、与责任直接相关的瞬间。他的记忆是一张密布缺漏的网，打捞起的皆是生活沉甸甸的砾石，而那些温暖的鱼虾，早已从网眼中溜走。这不是遗忘，而是一种经过生存压力扭曲后的深刻——一种属于父辈的、悲怆的深刻。

如今，我看着他坐在夕阳里，眼神空茫地望向远方，不知那日渐坍塌的记忆宫殿中，还矗立着哪几根残柱。或许，那里面仍有泥土的呼吸，节气的更迭，一只破酒盅的冰凉，和一场永不散去的大雾。

而关于爱，他从未记得，也从未忘记。因那早已化作本能，渗进他每一次沉默的注视，每一回笨拙的付出里，无需记忆，亦从未离开。他的记忆是贫瘠的土地，却偏偏在最深的地方，埋着爱的矿藏，沉默，坚硬，恒久。（生产管控中心  文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