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搪瓷缸里总泡着浓茶，茶垢在杯口结成年轮。他坐在藤椅里晃悠时，阳光穿过槐树叶子，在他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绣出流动的金线。六十年前祖父作为民兵队长，带着关中汉子的倔劲儿在秦岭修水库。爆破震落的碎石在他腿上留下凹痕，却没能拦住他扛水泥袋时高唱的秦腔。

大哥入职培训那天，父亲把老凤凰自行车擦得锃亮。后座驮着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帆布包，车铃叮当声惊起槐树上的麻雀。“你们张叔说厂里要发展年轻党员，材料得提前备着。”他说话时紧盯着前方的柏油路，小路旁清澈的河水倒映着远处的沙丘。大哥的钢笔在申请书上洇开墨花，像极了祖父负伤时渗血的绷带。窗台上绿萝的气根缠绕着阳光生长，在申请书上落下斑驳的影子。

父亲的笔记本里压着发黄的报纸，1958年的铅字下躺着未完成的入党志愿书。祖父的成分栏填着“贫农”，却在“大跃进”年代带着社员们把粮仓堆成小山。某个雷雨夜，父亲摩挲着玻璃柜喃喃自语：“要是能成为党员该多好。”这话被收录机里的秦腔包裹着，散落在晾满工装裤的阳台。

社区党史竞赛那晚，父亲把台灯拧到最亮。厨房飘来油泼面的香气，他戴着老花镜逐字推敲大哥的讲稿。要讲透为啥入党，就像你爷当年为什么冲在前头。大哥练习演讲时，他突然站起来整理不合身的领带，皱纹里淌着汗珠。比赛当天，他在观众席前排正襟危坐，掌声响起时，我看见他悄悄抹了把眼角——那姿势像极了当年在水库大坝上挥舞红旗的模样。

父亲的工具箱里永远码着整齐的测电笔，二十年电工生涯在手掌刻下紫铜色茧纹。那些年他的荣誉证书摞成抽屉里泛黄的浪，一次爬上电线杆后一转身，突然感觉腰部扭劲，诊断书上腰椎间盘突出的阴云笼罩家里，他仍咬着牙爬上生锈的钢梯，直到某天坠落声惊醒整个配电室。脚跟粉碎性骨折的剧痛里，他盯着安全帽上裂痕哼起秦腔，复健时在晨露未晞的公园石子路上，踩碎不知多少个黎明。如今他弯腰给君子兰松土的动作像弓弦，却总在家人转身后偷偷活动僵硬的腰椎。

重阳节带祖父登沙坡，九十四岁的他布鞋陷进细沙又倔强地拔出。大哥半跪在沙地里给他系围巾，老人忽然指着远处风力发电机：“当年要是有这玩意儿，修水库能省多少力气。”摩天轿厢上升时，他布满老年斑的手按在玻璃上，渭河在脚下蜿蜒如旧时光。我们听见六十年前的号子声穿透钢架，混着关中方言在风里荡开。

祖父最近总念叨要教曾孙叠千纸鹤，说是要给党庆生用。父亲在阳台侍弄君子兰，陶盆里埋着秦岭的腐殖土。花剑抽出时，他望着楼下社区活动室新挂的党旗出神。某个黄昏，我看见大哥的党员徽章别在祖父胸前，夕阳给红绸镀上金边，老人对着镜子整了整衣领，哼起《绣金匾》的调子。

沙丘尽头的彩虹横跨暮色，防风林站成笔挺的队列。两个红绸本在书架上依偎成并肩的姿势，像两枚终于熟透的柿子。关中的风掠过晾衣绳，工装裤上的水泥灰早已洗净，党徽在月光下泛着温柔的光。（炼钢厂  陈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