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家搬到青阳岔这个镇上，离“中共中央旧址”就更近了。走出巷子，独立在半山坡的“中共中央旧址”就进入了眼帘，再过一座石拱桥，就到了旧址的院畔根底。坡上的四孔窑洞的小院子，是我党在“转战陕北”时驻扎过的地方，在“旧址”星罗棋布的陕北，这个“旧址”显得毫不起眼。

远处看院子很是普通，比起周边新建的的白瓷砖红瓦房，显得有些陈旧。院子里的几棵柏树十分高大茂盛，仿佛是遮掩窑洞的翠萍，生长得直直超出了窑洞的脑畔。院墙面用泥巴糊抹得很平整，干栏式大门上的瓦片，被风吹雨淋的有些灰暗。在院子外面十来步见方的小菜园旁边，常能见到一个衣着十分朴素却很干净的女人，雕塑一般站在那里，俯瞰大路上来来回回的车辆，这一站就是二十多年。

这个女人我自小便认识。她原本是远房亲戚妻子，后来离了婚。家搬到小镇后，就常来找母亲，她年纪与母亲相仿，彼此之间就有了不少共同的话题，渐渐地我跟她也熟络了起来。靠着这层“关系”，我成为了周围为数不多的可以自由进出“旧址”的孩子。“旧址”一般是不允许孩子们单独进入的，怕损坏里面的东西，进去必须要有大人陪同。

她钟爱这个小院儿，更不允许有人来破坏，她把这个小院当做了自己的家。我记得她曾说，在政府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她才能在“旧址”里守着，既然在这里看守就一定要守好，这既不辜负政府的信任，又有了安身之所，她愿意一直守到自己死去那一刻。

她是一个很勤快的人，每次她那里去玩儿时，总能看到她擦擦扫扫的，好像“旧址”里有永远都打扫不完的卫生。窑洞里土炕上的被褥叠放的整整齐齐，席子上既没有杂物飞絮，也没有落下的尘土。院子里没有一棵杂草，即便是忍不住探出脑袋的幼苗，也会被她早早锄了去。几棵高大的柏树下土都是湿润的，显然是经常浇水，院子里没有水井，每一滴水都是她从坡下老水井里挑上来的。整个“旧址”在她的看护下，时时充满了生机，若不看大门侧旁的纪念碑和门上挂的牌子，着实与旁边的农家小院没个两样。

我曾问她窑洞里的被褥等东西是不是“转战陕北”时留下的，她木木地摇摇头说：“那时候党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不会留下什么，里面都是是后来县政府在对“旧址”修缮时，按照原本的样子摆放的，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放置的，都是必须要保护的。”她的话令我肃然起敬，大字不识一个的她，俨然把保护“旧址”当做了她的使命，在她眼里，“旧址”里的一切，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她的全部，这种情感甚至超越了对待自己的孩子。    

“旧址”常有人来参观，每次她都愿意充当解说员，不过解说词仅仅是“这个窑洞住过谁，那个窑洞住过谁”，其它的词就说不上来了。“旧址”原本不需要多么漂亮的词来修饰，当然，她也没有多少华丽的词藻来饰。来参观的人多了，拍照的人也多，有些人感慨她的坚守，也和她合个影，于是她总盼望在电视上或者报纸上能看到自己和旧址的身影。镇上一个单位经常处理旧报纸，她将旧报纸带给我，让我看一看有没有报道她和旧址。她拿来的每一份报纸我每次都装模作样地看一番，因为我知道，那些报纸只是报道一些农业和商业方面的事，与她和旧址完全没有关系。

后来我读大学到参加工作，去旧址的次数少了很多，见她的次数也少了，一直到汉中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年前回家后，准备和哥哥再去“旧址”，再接受一下红色文化的熏陶时，母亲却说现在“旧址”换人了，一般情况下是不让人进去的。

细问之下，母亲告诉我，她在一年前到油井上“拦油”，被井架上的铁疙瘩掉下来砸在了头上，当场就死了。我很诧异她突然去世的消息，政府每个月都给她生活费，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为何还要费时费力挣那点钱？母亲告诉我，她想为自己挣点养老钱，不过她运气不好，不仅钱没挣到，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她确实运气不好，一辈子坎坷，最后的日子没能守在“旧址”的小院里，但她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到死也要守着这片红色净土，这时光一晃就是二十多年。

在红色文化遍地开花的陕北，有许许多多为了守住红色文化而默默付出人，一代代传承了下去。她守了那片红色二十多年，我想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没看到自己和“旧址”刊登上报纸，或者上个电视。遗憾终究是遗憾，永远不会有再来的可能，为了那片红色净土，我们应该珍惜眼前，不再让遗憾重蹈覆辙。在我和哥哥转身离开“旧址”那一刻，我多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依然守着一座院子，守住一片红色。

去年，“旧址”又一次进行了修缮，高墙大院红瓦砖墙的很是壮观，榆林市电视台、报纸、县电视台都报道了此事。我为政府保护红色文化做出的决定感到高兴，但也为她没有看到现在“旧址”这般景象而感到惋惜，若是她还在那里坚守，看到现在的“旧址”，应该是站在镜头前，笑得合不拢嘴了吧。（炼钢厂  薛生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