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块“圣物”——不是神像，不是经卷，而是一块巴掌大的旧铁，用红布仔细包着，常年放在他枕下。

那年我十三岁，家中遭了变故。父亲工作的砖瓦厂倒闭，他领了最后一笔微薄的遣散费，在闷热的夏夜里一根接一根抽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像困兽的眼睛。母亲在里屋低声啜泣，声音细碎而压抑，像怕惊动什么。

“知道这是什么吗？”父亲开口，声音沙哑。我摇摇头。

“这是块炉渣，”他用手指轻抚铁块表面，“炼铁炉里炼剩下的。一千五百度的高温没熔化它，铁水流走了，它留下来。”

屋外雷声滚过，闪电瞬间照亮父亲的脸。那张被生活磨砺得粗糙的脸上，有一种奇异的光：“人这辈子，谁不是炉渣？熬过高温，熬过捶打，熬过被抛弃的命运。可炉渣就不是东西了吗？”他把铁块举到眼前，“你看，它比铁还硬。”

那一夜，我第一次触摸了这块“圣物”。它出奇地沉，冰凉，但握久了会有一丝温润，仿佛吸收了父亲的体温。表面那些纹路，摸上去像古老的文字，诉说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后来我渐渐明白，这不是迷信，而是父亲的“信仰”——一种属于劳动者的、朴素到近乎固执的信念：只要足够坚硬，就能在熔炉里留下来。

父亲的“信仰”没有经文，却有无声的仪式。

每天清晨五点，无论冬夏，他准时起床。不是简单地醒来，而是先坐一会儿，静静地，仿佛在聆听什么。然后他会走到窗前，看天色。不是看晴雨，而是看光——看天光如何一点点驱散黑暗。

有一次我早起，看见他坐在晨光中的侧影。花白的头发凌乱，背微微佝偻，但坐姿依然端正。阳光慢慢爬上他的肩膀，照亮了他洗得发白的工装领子。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这无声仪式的意义：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和世界——我没有被击垮，今天依然要好好活着。

父亲的“信仰”不需要庙宇，车间就是他的道场。

那个破旧的、弥漫着机油味的车间，是父亲后半生的“教堂”。下岗后，他用积蓄租了间临街的小屋，挂上“老王修理铺”的招牌。铺子很小，只能容下一台机床、一个工作台和几排架子，但父亲把它打理得井井有条。每件工具都有固定位置，用完必须归位；每颗螺丝都要按大小分类；地面永远清扫得干干净净。

父亲的“信仰”不渡来世，只渡今生。

他帮人从不求回报，但有一种特殊的“报酬”他收——故事。每个来修理东西的人，父亲都会一边干活一边听他们讲自己的事：下岗工人的再就业挣扎，小商贩的经营艰辛，年轻人的迷茫困惑。他很少插话，只是听着，手里的活计不停。等东西修好了，故事也讲完了，父亲会简单说一句：“都不容易。”或者“会好的。”

这些故事，父亲不会转述，但我知道他都记着。有时深夜，我会听见他在里屋轻轻叹息，那叹息里包含了太多人的悲欢。

我终于懂了，父亲的“信仰”从来不在神佛那里。他的庙宇是晨光中的窗台，他的经文是机器的轰鸣，他的功德是修好的一件件物品、帮助过的一个个人。他相信的不是来世，而是今生；不是救赎，而是承担；不是祈求，而是创造。

那块铁依然沉默，但在我手中，它开始说话。它说：即使在最炽热的熔炉里，也要做最坚硬的炉渣；即使成不了钢，也要守住钢的尊严；即使被命运抛弃，也要成为他人的依靠。

这就是父亲的“信仰”——朴素如铁，坚硬如铁，沉默如铁，却在岁月里锈蚀成最温暖的红色，像不灭的炭火，在暗夜里静静地、恒久地燃烧，照亮后来者的路。而我要做的，就是接过这团火，让那些没机会成钢的铁，在我的时代，淬炼成它们本该成为的样子。（生产管控中心  王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