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垛在炕头上堆着，像收拢了一小片积雨的云。母亲的纺车就支在云朵旁，守着后窗透进来的一方薄光。那光是潮润的，带着秋末特有的、将凝未凝的凉意，缓缓铺在枣木的摇把、竹制的锭子，和那已被岁月磨得发亮、隐约照得出人影的车梁上。

我总疑心，那纺车是有生命的。它的“骨”，是北山上父亲伐回的老枣木，纹理虬结而沉实；它的“筋”，是母亲从集上精心挑回的牛筋弦，紧绷着一种沉默的韧劲。它静默时，便成了屋里一件古旧的摆设，温顺地占据着炕角，与褪色的墙围、乌黑的房梁融为一体。可一旦母亲的右手搭上摇把，左手拇指与食指轻轻捻起一缕棉絮，这具沉默的躯体便仿佛从一场深沉的梦中苏醒过来。先是车轴处传来一声极轻微的“吱呀”，像老人活动筋骨时的叹息；随即，木轮转动，嗡嗡的声响便从车心漾开，由疏而密，由缓而急，终于连成一气，化作一团蓬松而温暖的低鸣。这声音是那样平稳，那样持续不断，像一条看不见的河，在斗室里潺潺地流。它盖过了窗外风的呜咽，填满了黄昏时每一个清冷的空隙，也沉沉地、柔柔地，压在我童年的梦境上。

母亲的姿态，便嵌在这嗡嗡的声波中央，成了一幅最安详的剪影。她盘腿坐在蒲团上，腰背挺得笔直，那是一种经年累月形成的、属于劳动者的笔直，不僵硬，却蕴含着内在的力道。她的头微微低着，目光垂落在左手的棉条与右手的摇车之间。那目光是那样凝定，仿佛天地间只剩下这一捻、一抽、一绕的循环往复。我看不清她眸底的神色，只能看见她眼睫偶尔的轻颤，像栖息在花瓣上的蝶。她的左手，那被冷水与碱土侵蚀得关节略粗的手，此刻却异常灵巧。拇指与食指的指肚轻轻一搓，蓬松的棉絮便被驯服，吐出一段均匀的棉线来；随即，手腕极其微妙地一扬，那线便乘着无形的气流，准确地向飞转的锭子飞去。右手的摇转，则保持着一种近乎仪式的节奏，不快不慢，不疾不徐，仿佛心跳的节拍。

然而，母亲的世界，远不止这嗡嗡的安宁。她的白天，是属于土地和灶台的。只有到了晚上，安顿好猪羊，刷净了碗筷，在如豆的油灯或后来昏黄的电灯下，那纺车才真正属于她。我曾许多次在夜半醒来，口渴或是被梦魇住，总能看见那幅不变的景象：灯晕将她的影子放得很大，晃晃地投在墙壁上，那摇车的动作便成了影戏里一场无声的默剧。嗡嗡声在静夜里显得格外空旷，也格外坚韧。她额前散落的一缕发丝，随着身体的微动而轻晃，鬓角新生的白发，在灯下格外刺眼。我那时懵懂，只觉得母亲是夜的一部分，是不会疲倦的。后来才明白，那一个个线桃子，是要走十几里山路送到镇上的合作社，换回我和弟弟的书本费、过年时一件新衣的布料，或是家里短了的油盐。每一个“线桃子”的重量里，都缠着无数个这样沉寂的夜晚，缠着母亲无声的汗与盼。

后来，我到镇上，再到县里、省城去读书。离家的行囊里，总少不了母亲缝制的里衣，用的是她亲手纺、亲手织的棉布。那种布，粗朴、厚实，初上身时甚至有些糙，磨着皮肤。但穿久了，被体温熨帖过，便异常柔软、服帖，带着一种洗也洗不掉的、阳光与棉朵混合的干净气息。它不如商场里的洋布光滑鲜亮，却像母亲的怀抱，有一种让你安下心来的力量。我知道，每一根经纬里，都藏着老屋夜晚的灯光，藏着那永不停歇的、嗡嗡的流水声。

如今母亲老了，再也摇不动那架枣木纺车了。弟弟要把它当废木料扔进灶膛，被我拦下。我将它搬到了城里的书房一角，仔细地拂去积尘。它静静地立在书橱旁，成了一个真正的“摆设”。窗外的市声车马，霓虹闪烁，与它格格不入。它太沉静了，沉静得像一个句号，终结了某个我再也回不去的时代。

那架静默的纺车，从未停止旋转。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将那些漫长的夜，那些绵密的、无声的牵挂，纺成了一根看不见的线，从故乡的老屋，穿过千山万水，依旧坚韧地、温柔地，缠绕在我的心头。线的那一端，永远连着母亲捻棉的指尖。（公辅中心  王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