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时常冒出那一颗大槐树，每一个中学的夏天，他都会开着淡黄的花，远远看去白茫茫一片，香飘飘一溜烟。大槐树下有一座老屋，是我在县城上中学时围墙外临时租的一间土房子。那个夏天找房子，正好看见这颗大槐树，心一动就租下了大树底下的土房子，那时候想着不上课的时候，坐在大槐树底下一边乘凉一边学习，可是，直到离开县城坐上去西安的火车时我才想起来，这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15年前大槐树花开的那个夏天，我刚搬进去时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一临时租用的小屋子里一住竟是整整3年。

大槐树看着很老，要我跟表弟两个人才能抱的起。我不知道他跟老屋到底谁更老一些。老屋很矮，像我这样身高的从门框经过也得低下头，在屋子里，随便一伸手，就可以够得到屋顶。屋顶上要是有人晾衣服，来回走路会把顶子震得掉土屑。它和墙壁一样，都是用泥巴夯实的，只不过上面又铺了一层水泥。屋子里老鼠很多，床铺上面的顶棚总是被刨的嗖嗖作响。房东的小女儿说，她爸爸在这儿住了二十多年，她小时候也住过。房东是个很不错的人，别人的房租眼见翻了一番的时候，他就象征性涨十块。他说留住房客为了对他妈有个照应。

大槐树底下经常坐着房东的老母亲，八十多岁，一个人住在我们隔壁。她的生活像学生一样有规律，几顿饭之外就去捡垃圾，晚上在屋里看还珠格格。她的儿子很孝顺，几乎每天下班路过老房子都要来看望她，可能老人家用捡破烂打发时间吧。我们还有个邻居是萍萍家，那时她五岁，她弟三岁，经常拿一截树枝让我给做弹弓，或者买一包气球让我给帮忙吹起。我们对门住的是亮亮家，他母亲每天起得很早，先是在厕所里骂一通楼上的女生乱扔卫生巾，然后到屋后骂着收拾男生扔下的尿瓶子。他们家是土著居民，有一栋五层的砖房，房客们都住二楼以上，在一楼的偏厦有一间公共厕所。

大槐树附近的居民没事干的时候，就到他底下打牌，夏季有树荫，冬季太阳照的暖洋洋的。我们虽然与这些人整天擦肩而过，好像始终未能相互认同。见面打招呼的时候，我喊一声“姨”或“叔”，他们就会说“娃去上学啊”。

那时候，我和表弟两个人的伙食很简单，当下什么菜便宜的时候就凑合着下面条，有时酸菜还没泡好，就用土豆或冬瓜什么的切成片扔进锅里煮。晚饭一般做的多些，方便于第二天早上我吃早点。那时高一高二周末还不补课，表弟逢周末就回家了。我补一天课，第二天干杂活，有时去贩卖粉条，有时买蜂窝煤、买青菜泡酸菜、洗衣服、卫生大扫除等。

有时晚上“经营不善”，早上不见水壶嘶嘶冒着热气，可以肯定炉子又灭了。早自习之后有半个小时早餐时间，大家都去吃土家族渣渣饼了，我就飞奔回屋里，用平时备好的包谷皮、树枝、木炭生炉子。包谷皮一点着，就赶紧扔柴进去，等它们烧到基本不冒烟，有一点小火炭时，再把木炭放一点进去，然后平放上蜂窝煤，我就趴在炉门使劲的扇风。这算是幸运的，有时没那么多柴火，我不得不踏掉一只小板凳当柴用。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要把一块蜂窝煤一半燃着，这么多年可能也就我能做的到了。

槐花飘落了一地，在地上打卷、变黄，直到看不见的时候，离高考就不到一个月了。家里传话来，做饭浪费时间的话，买几箱熊毅武方便面放着，能解下困。我一连吃一星期方便面，嘴唇就裂口子，火辣辣的，于是又重新煮面条。有时我对表弟说，今天给你熬稀饭，炒洋芋丝丝。他说行么，转身又去做数学作业去了。不一会儿，我做的炒洋芋丝丝就好了，如果是醋溜的，就是醋放多了，如果是盐焗的，那就是盐放多了。

第二年槐花又开的白茫茫一片，呼呼啦啦谢了时，我的高考也结束了。当大槐树的花香逐渐飘散的八月份到来时，“西安大学”的通知书也随之而来，那时候我表弟在家贩西瓜和甜秆子卖，而我在工地干活。

我走后，我表弟还住大槐树下的老屋里。有时我打电话问，同志们都还好吧。他说“你婆”到底是老了，提水的次数也少了；萍萍长大后不爱玩弹弓了；亮亮他妈身体很好，起得仍然很早，在厕所里骂楼上的女生。最让我欣慰的是，自从我把床铺上的顶棚换了之后，老屋里成群结队的老鼠忽然间一个也没有了，没老鼠的陪伴，反倒不热闹了。然而我从未想起过问他一句：大槐树开花了没有。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天晚上，表弟收到了陕西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说很好，是我最喜欢的学校，畅志园很漂亮。当年住在隔壁的姑娘离一本差一点，我们鼓励她复读一年，说不定再考个免费师范生，再给家里省出几万块钱多好。

我们都离开后，学校扩建打开了围墙向这边的居民区扩展。这个住了3年的地方只能存活在我的记忆里了，当成一种永远缅怀的符号，而大槐树下乘凉学习，也成为了一种永久的遗憾。后来拆迁的事一直没有发生，老屋还在那儿，不知里面住没住人，住的是谁。房东家老太太在我们两个都走之后也去世了，大槐树年年还开着槐花，白茫茫一片，飘香一溜烟。（炼铁厂 杜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