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那年的夏天，第一次发现了柜顶那个神秘的木盒子。它比大人的两只拳头并起来还要大些，暗红色的漆面已经斑驳，露出底下灰白的木纹。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踩着凳子将它取下，发现它的肚皮上有许多旋钮和一根银亮的小棒。轻轻转动那个最大的旋钮，盒子里突然传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只蚕在同时啃食桑叶。我吓得差点松手，却又被那声响里偶尔冒出的、断断续续的人声吸引。原来这木头肚子里，竟藏着另一个世界。

父亲回来时看见我怀里抱着收音机，脸色变了变，却没有斥责。他只是从我手中接过它，仔细查看了一番，确认没有摔坏，便又放回柜顶。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打开了它。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里面流出来，唱着我不懂的调子。父亲坐在门槛上，背对着屋里昏黄的灯光，听得极认真。月光照在他微微佝偈的背上，收音机上的指示灯在他手中明明灭灭，像一只安静的萤火虫。

后来我知道，那是父亲一天里最珍视的时刻。他总是先把旋钮调到最左边，再慢慢向右旋转，直到某个位置停下——他说那里藏着一个台，只在夜深人静时才说话。我试过很多次，总也找不到那个台。在我手里，旋钮转过的区域永远是沙沙的白噪音，偶尔有咿咿呀呀的戏曲闯进来，又很快被杂音吞没。可父亲的手指一碰，那些声音就像得了命令似的，乖乖排好队，一个接一个地清晰起来。他的耳朵似乎能听懂电波的私语。

那个节目总是在播一些遥远的故事。有一回讲的是北海边的老渔夫，每天对着空旷的大海说话，把心事都说给浪花听。父亲听到这里，轻轻叹了口气。我趴在桌上写作业，偷偷抬眼看他，发现他的眼睛望着窗外的什么地方，又好像什么都没望。收音机里的声音继续流淌着，父亲的表情就那样凝固着，像一口深深的井。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父亲心里也住着一片海，只是他从不向任何人说起。

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收音机便渐渐失了宠。它被从柜顶移到了床底的纸箱里，同旧报纸和空酒瓶挤在一处。父亲偶尔还会把它翻出来，擦擦灰，试试还能不能响。可旋钮转来转去，那个曾经清晰的台好像消失了。他拧了半天，只有断断续续的电流声，便又沉默地把它放回去。那个动作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郑重，像是在安放一具小小的遗体。

去年搬家，我在储藏室又见到了它。旋钮已经转不动了，银亮的小棒也歪向一边。我试着拍了拍它的外壳，一粒灰尘落进扬声器的网眼里，再也不肯出来。父亲站在门口看着我，说：“扔了吧。”声音很轻。我摇了摇头，把它揣进了自己新家的书柜里。

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也会学着父亲的样子，把旋钮拧来拧去。沙沙声从音箱里流出来，灌满整个房间。有那么几个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六岁的夏天，父亲坐在门槛上，月光照着他微微佝偻的背。收音机里那个遥远的声音还在说着什么，可我听不清了。也许有些频道，本就只对特定的耳朵开放。就像父亲心里的那片海，我永远只能看见倒映在水面的月光，却触不到底。

如今我也成了一个会在深夜对着声音发呆的人。只是我的收音机换成了手机里的播客，电流声变成了数据流。可每当沙沙的白噪音响起，我还是会想起那个木盒子，想起父亲的手指在旋钮上轻轻摩挲的样子。那里面转动的不仅是电波的频段，还有一个男人沉默的半生，以及另一个男人永远也听不完的回响。（生产管控中心  郭超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