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了，老屋的锁又锈了一圈。

推开院门时，草叶子扫过裤脚，沙沙的，像谁的叹息。正屋门上那对褪了色的门神还贴着，秦叔宝的眼睛被雨水泡得模糊了，却还在守着这空荡荡的院子。堂屋桌上的灰尘，像腊月的晨霜，薄薄地铺了一层，手指划过，露出底下暗红色的漆—那是奶奶每天要擦三遍的桌子。

小时候，鸡蛋是稀罕物。可我的碗底，永远藏着一个。

奶奶总在我快吃完时，转过身去灶台忙活。我用筷子往饭底一探，准能碰到那个温热的、圆圆的东西---荷包蛋，蛋白紧紧裹着蛋黄，像个月亮沉在碗底。“快吃”她背对着我说，手里的抹布擦着早就干净的灶台，“凉了有腥气。”我知道，她是怕我看见她碗里没有。别的孩子有没有，我不晓得；我只晓得，我的碗底永远有个月亮，亮了四十几年。

她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这个院子。可经她手的一切，都妥帖得像她纳的鞋底—补丁能开出梅花，破洞能绣成云纹。

她走前几年，记性不行了。有时中午吃的什么，傍晚就忘了。可每次我回村看她，她都笑出一脸皱纹：“我孙儿回来了。”夜里我要走，她攥着我的手不放，手心湿漉漉的都是汗。“再坐会儿，天还早。”其实窗外已经黑透了。她的手瘦得只剩一层皮，力气却大得惊人。那时我不懂，这一松手，对她来说又是几多个望眼欲穿的日子。

她一辈子都没领过工资。我结婚前夜，她把我叫进里屋，从枕头芯子里掏出个手帕包。洗得发硬的洋布，一层层揭开，最后露出卷得整整齐齐的钞票。“一千整？”她把钱按进我手心，按得死死的，“给我重孙的。”我要推，她的手像生锈的铁箍。“拿着，”她突然咳嗽起来，咳得弓起了背，“奶奶，就这点念想了。”

父亲不一样。他像老屋的梁，沉默地撑着这个家。记忆里他总伏在桌前，写写画画，桌上永远有书，书页边角都被摩挲得起了毛边。我们之间的话，比院里的落叶还轻。直到他走前那个夏天。

那天突然下雨，我去地里找他。他果然在锄草，一下一下，腰弯成一张弓。雨打湿了他的灰衬衫，背上湿了一片。“爸，回吧。”“还剩两垄。”我不再劝，撑开伞站到他身后。雨打在伞布上噗噗响，他锄地的声音闷闷的，锄头入土时带起湿润的土腥味。那一刻我忽然看清他鬓角的白发，原来已经那么多了，多得像秋天第一场霜。我想说点什么，喉头却堵着。最后只是把伞又往前挪了挪，让他的肩膀完全罩在伞影里。他始终没回头，可锄地的动作轻了些，好像怕泥点溅到我鞋上。

那是我们最近的距离—一把伞的直径，也是最后的距离。

他走后，我在他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找到一个铁盒子。里面没什么值钱的，只有一沓“先进工作者”奖状，边角都磨毛了；几本工作笔记，字迹工整得像刻出来的；还有一张泛黄的纸，上面工工整整记着家里每个人的生日。

如今站在荒草萋萋的院子里，我才迟钝地明白：有些人爱你，是给你碗底埋一个月亮；有些人爱你，是教你在雨里站稳脚跟。而你要在很久以后，在月亮再也捞不着、雨再也淋不到的时候，才懂得那碗底的烫和雨里的凉，原来都是同一种温度。

三年了，草枯了又青。

我轻轻带上门。锁舌咔嗒一声，很轻。

你们还好吗？   （公辅中心 刘晓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