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才过半，北风便带来了消息。那是风穿过晾在屋檐下的腊肠、腊肉时，偷偷挟走的一缕咸香，若有若无地飘进巷子。我嗅到了，心便轻轻一动：是时候了。

原来，“年味儿”的第一个音节，是“盼”字。

这盼，在孩子们冻得通红的指尖上，藏了整整一个冬天。从第一片雪花落下时，便开始了。我们盼的，哪里只是压岁钱和新衣裳？盼的是平日里锁在高柜里的芝麻糖终于开封；盼的是父亲破例允许在院里放一挂小鞭；盼的是远行的人归来时，旅行袋里陌生的礼物。那时的日子，像父母纳的千层底，一针一线都密实实、沉甸甸的，所有的丰盈与喜悦，都被节俭地积攒着，只在年关，才慷慨地兑现。

大人们的盼，是另一番滋味。母亲的盼，在手指的皲裂里。入了冬，她的手便没离开过冷水。拆洗被褥，浆洗衣衫，要把一年的风尘都涤荡干净。腊月二十五六，她开始发面。面盆盖着厚厚的棉被，放在炕头最暖和的地方。夜里我醒来，常看见她披衣起身，就着窗外的雪光，用手背轻轻试探面盆的温度。那盼，是静默的，藏在面团慢慢鼓胀的呼吸里，要盼到它发得虚腾腾的，蒸出的馒头才暄软、香甜。父亲的盼，则系在归途上。他总要挨到腊月廿八九，站完最后一班岗，才挤上那趟绿皮火车。车厢里弥漫着汗味、烟味、泡面味，还有行李架上捆扎的年货散发出的复杂气息。他守着这些气味，在哐当哐当的节奏里，盼着窗外的风景越来越熟悉，盼着月台上那个踮脚张望的身影。

最深的盼，属于外婆。她的盼，是凝滞的，又无比绵长。一进腊月，她便搬个小凳，坐在朝南的屋檐下，眯着眼拣豆子。红豆里的石子，绿豆里的瘪粒，都逃不过她的手指。阳光缓慢地移动，从她的脚尖爬到膝盖，再爬上她膝头的笸箩。她拣着，仿佛在拣拾散落了一年的时光。她盼的，是一家子的团圆饭桌，是儿孙绕膝的那份嘈杂与温热。她的沉默里，有一种磐石般的安稳，仿佛她知道，所有的跋涉终将归家，所有的分离终将团聚。这盼，是她用一生熬煮的底味。

真正的“年”，是被一个接一个具体而微的“盼”召唤而来的。盼着祭灶那日吃上粘牙的糖瓜，好把灶王爷的嘴甜甜蜜蜜地封上；盼着屠夫老李来院里杀年猪，那声长长的嘶鸣后，便有新鲜猪血灌的肠子可吃；盼着赶年集，在摩肩接踵的人潮里，看红春联、胖头鱼、震天响的炮仗如何把一条老街煮沸。每一个盼都像一块砖，稳稳地砌在通往除夕的路上。

后来，我在没有四季流转的城里住了很久。过年成了日历上一个红色的休止符，成了手机里群发的祝福，成了商场里循环播放的贺岁歌。我忽然懂了——我弄丢的，不是腊肠的香气，不是鞭炮的喧响，而是胸腔里那口一直提着、一直张望着的“气”，是那个“盼”本身。

“盼”是年的魂。有了盼，风霜便成了铺垫，等待便有了意义，平淡的日子才攒得出那噼啪作响的喜庆来。它让外婆的豆子拣得虔诚，让母亲的面发得精心，让父亲的归途尽管疲惫却脚步坚定。它甚至让那冬日单调的、寒冷的光阴，都因为一个终将到来的盛大仪式，而镀上了一层金边。

我终于知道，年味儿从未散去。它就栖息在每个中国人心里最柔软的那个角落，是那口生生不息的“盼”。只要还有人在张望，在等待，在为一个团聚的仪式而用心准备，那年味儿，便会踏着霜雪，循着人心里的那缕召唤，一年一度，如期而至。

暮色渐合，远处依稀传来零星的炮仗声，像小心翼翼的试探。我扶着祖母进屋。厨房的灯已经亮了，母亲的身影在窗上晃动。年，就在这一盏盏点亮的灯里，在这一声声渐密的响动里，回来了。带着它亘古不变的，那一抹散不去的盼。（生产管控中心  郭超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