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八九十年代的一张红破旧的桌子后面，简易的木椅子上本该有的棱角被磨的“油光锃亮”，一身白大褂，一副听诊器，花白的头发，身后的木架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产物，架子上稀稀拉拉摆着些药瓶，靠里墙则是暗红色的中药材柜。剩余的墙面上是一排排挂的整整齐齐的锦旗，把整个屋子映衬的有些昏暗，一进门全是药味，这便是我第一次见到李老头的场景了。

    认识李老头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但听说他的名字却有好多年了。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经常周围的大人们议论李老头，说在隔壁镇的一个小村子里，有如何厉害的一个赤脚医生，十里八乡的人们一般的头疼脑热都去他那里看。从未听过有人叫他“李大夫”，据说是他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大夫，叫他“老李”或者“李老头”就行。有些外乡人也都慕名而来，尤其是在季节变换的时候，李老头本就不大的院子门庭若市，有时公路两旁都停满了小汽车。见此情景，村民自发在李老头的院子旁边划出一块地修了停车场，专供来看病的人们停车使用。

    母亲胳膊上有红点，每隔三五天就会奇痒难忍，从县医院到市医院看了很多次，各种设备检查，甚至化验都没有查出什么，只说是简单的过敏。后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李老头，李老头看了看症状，把了把脉，说母亲是“过敏性熊猫疹”。只见李老头低头微微思索一番，便给了母亲两个治疗方案，建议母亲最好两个方案结合起来，我们都不懂药理，自然听了李老头的建议。在李老头的治疗下，母亲的胳膊再也没有犯过病，从那以后，母亲只要有个头疼脑热，都会找李老头去看，用母亲的话说“让李老头看病，放心”。

    母亲邻居家的小孩儿有次发烧，到镇上的医院，吃药、打针、挂吊针，折腾到凌晨三四点仍不见好转，镇医院的医生建议孩子去李老头那里看看，或者转到县城的医院。镇子到县城一百多里路，晚上几乎没有车，行走确实不便，急的孩子的母亲团团转。在求助父亲后，我和父亲驾驶者三轮车，将他们送到了李老头那里。李老头确实有“两把刷子”，只见李老头用一只干枯的手轻轻地摸了摸孩子的额头，又小心翼翼地搬开孩子的嘴巴看了看舌头，平静地说到：“没什么大事，吃点药就好了”，说完转身在木架上取下几种药，给孩子服下。也就大约半个小时，孩子看起来面色红润，呼吸也变得顺畅了，李老头又给孩子包了几颗药，最后算下来还不到五块钱。“这还没你来的时候开三轮车烧油费钱多呢，真是难得呀”我惊讶地对父亲说。

    我对李老头看病如此便宜确实感到困惑，他有老伴儿有儿女，单单靠这微薄的收入如何养活这一大家子？后来我在和李老头很熟的人那里得到了答案。李老头从他的父亲那里学的医术，早年常在十里八乡跑着给人看病，后来在自家的老屋开启了诊所，西药基本上只收病人的成本价。李老头主要收入靠的是自己在山上采的药，不过价格很低，有人告诉我说李老头认为自己采的药没有成本的，只不过费一些体力罢了。因为凭借医术有些名气，再加上药也便宜，久而久之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不少外地的人也慕名而来。

    榆林电视台曾今采访过李老头，问他为什么在没多少利益的情况下仍然能坚持那么久，李老头告诉记者，在他二三十岁时给十里八乡的人们治病时，看到那么多人一贫如洗，还有许多人小病不舍得看，大病看不起，许多人眼里多是绝望，最后酿成很多的悲剧。从那以后，他便潜心钻研医术，励志要让十里八乡的人解除痛苦，而且要人人都能看得起病，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虽说现在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采药、看病，他说:“‘医者父母心’并不是一句空话，只有真正的把病人的病看好当做愿望，实实在在地把心与行动相结合，自己少一点误诊，病人少一点痛苦，乡亲们少花一点钱，这才是真正的父母心”。

    市电视台的采访让千万人都了解了李老头，有人曾提出要给他到市里开一个诊所被他婉言拒绝了，他说很多人都知道他诊所的位置，突然搬到其他地方，有很多人会找不到地方。许多人想不通李老头为什么么会拒绝，可能是不想牵扯过多的利益，也可能是对自己几十年的诊所难以割舍，又或者是他心里想的只是简单的治病救人，心始终停留在几十年前穿梭在山峁间、木门里。有时候李老头也自嘲说背着的草药，自己像个走街串巷的“货郎”，不过乐得自在。（炼钢厂   马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