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记忆正在脑海里不断消退，但8岁那年姥姥的样子却始终刻在我记忆深处，那一年70岁的姥姥穿着一袭深褐色旗袍来参加表哥的婚礼，高高挽起花白色发髻，依然白皙的脸庞笑得如同盛开的牡丹，虽年事已高，仍不失高贵典雅。看着眼前摩登的姥姥，我们这群小辈们都惊呆了，不禁的称赞她打扮起来真好看。那一天，她赚足了大家惊喜、羡慕的眼光……

    妈妈曾告诉我说，姥姥是正经的上海人，姥爷在战争年代曾给国民党任职，在上海被日军俘虏后，又被国民党以交换战俘为条件救了回来。那时候的姥爷走南闯北，历尽人生沉浮，在被俘后身体遭受了磨难，最终选择了回乡。他从上海回来时就带着姥姥，据姥姥回忆，当时日本敌机就在头顶“嗡嗡”作响，所有市民都给自家窗户上涂了黑漆，民众不敢上街，时刻担心身首异处丢了性命。为了远离战争，姥爷费心尽力的说服了姥姥的父母，带着她回到了陕西。他们在上海火车站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姥姥穿着旗袍，剪着齐耳短发，依在头戴礼帽身着长衫高大英武的姥爷身旁，显得十分娇小，那一年，姥姥20岁，姥爷28岁。

    后来，姥姥每次看见这张发黄的照片都会说：“贵生跟我说陕西有多好，把我骗到陕西来了。”听说姥姥刚回乡时，适应不了陕西人的生活方式，总是闷闷不乐。吃不惯面条的她，宁肯饿着几天不张嘴，直到老舅奶奶把好不容易得来的一捧白米拌了糖蒸成米饭端给她时，她才破涕为笑。姥爷回乡后在家乡办起了小学，姥姥就开始教书，还负责公社的妇联工作。也许，那个年代有才华的人都逃不过文革，曾在国民党任过职的姥爷最终在文革的折磨下离我们而去，这是姥姥记忆中最不愿意翻开的部分。

    从旧照片中看不出姥姥旗袍的颜色，但那是一个女人如花盛开的年龄，是我见过姥姥最美的时刻。后来我知道那面料是蓝色灯心绒的，因为姥姥把旗袍裁剪了，给我们做成了鞋子，女孩子是猫儿头的，男孩子是虎头的，那是姥姥在油灯下一针一线绣了好久才做成的。每当想起那双漂亮的猫头鞋时，总觉得遗憾，鞋子被我踩湿后妈妈放在炕洞里烘干时，被不知情的姑姑烧炕时给烧掉了，从炕洞的烧灰中取出来的是两只焦黑但针脚依然细密可辨的鞋底。

    姥姥后来回过一次上海，赶赴她父亲的丧礼，身为资本家的父亲给儿女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按照遗嘱姥姥可以继承价值30万的房地产股份，但她最终还是放弃了，休养了段时间后又回到了陕西。回来的时候她穿着一件黑色旗袍，那时的她已不再挺拔，人瘦得撑不起衣服，但旗袍赋予姥姥华美的气质却不曾改变，上海女人骨子里的气韵与旗袍的美交相辉映。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姥姥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了，进食很少，人瘦得只剩下骨头，暑假里我陪着母亲去看她，她那双微闭的眼睛里发出亮光，折射出愉悦的信号。她让舅舅给自己、母亲和我照张相，并要母亲给她穿上旗袍，可姥姥明显体力不支，坐在轮椅上就像一桩枯老的树根，妈妈不忍心反复的换衣服折腾她老人家，就没有答应她。那张照片姥姥没有穿旗袍，之后就再也没见她穿旗袍了……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旗袍，上面爬满了虱子。”这是张爱玲，一个典型的上海女子对人生的看法。而从姥姥质朴无华的经历中，我看到了她宛如旗袍的一生……（计量检验中心   杨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