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周恩来总理提下碑文，内容如下：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第三句说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次斗争，前两句却说的是革命。斗争相对革命没有目的性，属于消极抵抗阶段，而革命却是主动进行。其中第二句，也就是1949年向前追溯30年，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个碑文就是对“五四运动”历史地位最权威的评价。

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在天安门，包括看热闹的人，总共有5000人，而1949年解放全中国初期统计，全国有5亿人，这就说明，平均每6年，革命的影响力就要扩大十倍，平均每年增长46.78％，这样一持续，就是30年。

辛亥革命是1911年暴发，到解放也就是38年。其实以孙中山为首的辛亥革命并不是有组织、有纪律的运动，它没有全国战略，也没有明确的指挥者。辛亥革命的胜利是恰逢清朝遇到财政危机和人事危机，所以它们很侥幸的把皇帝赶走。辛亥革命的主体是19世纪的80后，90后，也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归纳的“历次斗争”。

解放战争和辛亥革命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土地法大纲到三大战役，高层始终有一批50岁左右的经验丰富的领导者控制全国战略，仔细看呢，这批人的主体，还是19世纪的那些90后，正是辛亥年的那些青年。

辛亥年到1919“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中国有志青年们，包括毛泽东同志，均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中国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大家都还没有什么共识，但是“五四运动”以后，到新中国建国这30年来，他们就联合起来，带着下一批年轻人改变了中国。

那么191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919年以前，中国经历了这么一些道路。

第一个是我们能不能赶走皇帝，重新建立一个汉族人的朝代，还能和古代帝国一样强大呢？很显然，1916年袁世凯复辟，把这个幻想戳破。

第二个是我们能不能学习西方走帝国主义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老牌帝国主义对付新兴的帝国主义的种种依旧也是行不通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能不能学习日本，附属英国也能一样强大呢？然而巴黎和会却没给中国面子，把德国占领的青岛割给日本当战利品。

以上三条路都行不通，尤其是最后一条，让清朝留下的官僚队伍丧失了全部的信誉。北京的学生不再愿意好好读书了，他们去街上游行，烧官僚的家，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第一天。

1919年距离义和团运动只有十几年，义和团运动对当时的学生来说的一场灾难，放眼外国，都没有从底层革命最终胜利的例子，没有任何一个革命从底层出发，建立一个管理现代化社会政权。所以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赶走皇帝，却还是把权力小心翼翼交给清朝政府，不考虑底层革命的方案。

到“五四运动”前两年，这种信念也被改变，俄国十月革命，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从底层革命，少数知识分子和工人结合，建立的政府，管理的发达的工业国，这是在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事情。这样的胜利给中国知识青年带来的无比的信心。

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期作过一个著名的演讲，叫做“庶民的胜利”，赞美底层革命路线，台下有谁在听，我们不知道，但毛泽东肯定在台下听。共产党的创始人第一次用演讲说服了后来的共产党主席。

几道难做的选择题中，划掉了几个错误选项，又给了一套题目答案。1911年辛亥青年很迷茫，到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们看到了希望，他们虽然不知道中国的道路在哪里，但是他们已经有了自信。他们也相信通过努力，他们能完成这场考试，这也就是说，“五四运动”是比辛亥革命更具有历史转折点。

这是“五四运动”的政治论题，“五四运动”的前提。

接下来，再说中国革命的历史。

孙中山先生理想很大，想像资本主义一样，建工厂，搞实业救国，所以他把军队交给了袁世凯，自己拿着政府的钱去创业，想积累财富，但是因为帝国列强霸占中国的关税政策，外国高强度机械化生产的廉价的工业品很快冲击的中国高成本的实业，目标就是中国只能消费，不允许中国实业，最后的实业救国毫无例外的破产了。孙中山人脉广，军界，政界认识太多重要人物，他们走资本主义都行不通的话，那其他人创业更是行不通。通过一系列的失败，让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只有赶走帝国主义，自己把握关税，保护内地工业实体，中国才能自强。

列强占领中国，他们利用民国政府自己去管列强定下的5％关税率，他们再给民国政府一部分关税转让，控制民国政府财政基础，让民国政府只能成为列强的代理政府，或者买办政府。这就是另一种鸦片，更加残害和剥削中国的利益。不推翻这些买办政府，中国就没有自己的关税，就没办法发展自己的工业国。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控制上海，长江能港口，掌握2/3的洋货进口，控制关税最方便，成为完全服从帝国主义利益最大的买办政府。

蒋介石对内地控制不深，各个省级军阀政府关税控制也较差，但是他们又要养兵，所以它们只能像农民、地主收钱，收农业税养兵，所以它们买办性质弱一些，但是封建性质强一些。

南京政府吃关税，军阀吃农业税，中间的是北洋政府，他们利益不完全一致，但总体又可以相互妥协。买办政府希望中国稳定进口洋货换关税，换援助，军阀和地主希望掌握更多剩余农产品去换更多工业品，所以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可以联合起来统治国家一起分享农民在生存之余勉强积累的一点财富，这就是我们历史课本定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半殖民地是蒋介石和英美控制的海关，半封建就是各省的军阀和地主。

只有一个矛盾，中国实体经济崛起，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进口少了，关税少了，军阀和地主拿农产品换的进口商品也就少了，税收也少了。所以他们达成的最大共识就是：中国不能积累产业资本，反对中国现代化。这也就是孙中山实业救国失败的原因，和新中国要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原因。

中国的有志青年们也达成共识，代表沿海买办的南京政府和代表地主的各级军阀都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必须通过革命手段推翻。

推翻两个敌人不可能两面开战，只能先干掉较弱的一方。通过几次实践，买办政府有列强提供的武器，革命军碰了几次发现完全打不过，攻击大城市的策略根本行不通。所以革命者在手段上也达成共识，只能先去干掉地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土地改革，也就是土地革命。

革命军打倒地主，最大的问题还是革命军的收入问题，他们也需要大量的资源去养几百万革命军，然后去围攻沿海大城市。所以，革命军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通过农业税收。和腐败军阀不同的是，共产党革命军是想农民公平分配土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不把农业富余集中起来，任何政府都不能搞建设，更不可能搞革命。

半个中国土改之后，革命政府拿到了这部分农业剩余，从南京政府换取的洋货减少，南京政府也就迅速衰落。等到美国援助消耗完了，这就对解放军有利，也就有了三大战役。

最终战争胜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新中国任命孔原当海关总署署长，这是90年以来第一个中国国籍的海关负责人。蒋介石逃到台北，美国害怕台北政府崩盘，运行台北政府自己任命“海关”负责人，1950年1月，台北政权任命罗庆祥当“海关”负责人，这标志着中国终于摆脱了半殖民地身份。中国终于可以自主发展工业，这都是解放军为我们抢下来的。

这就是我们革命的历史。

这和“五四运动”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共产党不是首次通过从农村要资源进行同帝国主义对抗的组织，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是土地改革，打倒地主，农民变自耕农，然后洪秀全的政权收农业税，征兵，只不过去打上海的时候失败了。共产党打城市的时候，对付的美国军火比洪秀全当时对付的要厉害的多，不但能打买办政府，还能出国打赢朝鲜战争真正的美国军队，还是从“五四运动”说起。

“五四运动”是一场文化运动，和同时出现的“新文化”运动从此让中国革命变得不一样，最直接的影响是陈独秀、鲁迅带头提起的白话文写作，鲁迅写了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他就是对中国革命影响的最大的几个人之一。

让人们从识字为了算账到识字为了享受精神社会，享受知识分子的特权，享受文字来支持政治活动，能够把文字超出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把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给革命军队带来前所未有的优势，让普通人们能够看懂革命，重武器下不是人多就能打仗，火力越猛，对人的积极性要求越高。努力传播新文化，使得革命军在战争中只要人不聚集，不被重武器大规模伤害，部队可以自发的积极作战，胜仗总比败仗多。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白话文传播，而是发动知识青年塑造各种文化形象，过去是学生只需要学儒家，对自己负责，考功名然后去国家公器谋职，管理其他人。但是“五四运动”一开始，旧社会道路就走不通了，只能是知识分子走向基层，给基层传播文化。大多数青年对“五四运动”印象最深的不是去天安门广场走了几圈，而是去田间地头，给自己从来都不会看一眼的贫困山区传播知识。白话文和简体字增加宣传力量，别人不去宣传，共产党知识分子去了，所以土地革命超过了任何一次农民起义，他有新文化运动的加持。

毛泽东汇总了三篇文章，《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我们要像愚公一样移走帝国主义、军阀主义两座大山，我们也要感动“神灵”，感动就是文化传播；白求恩是外国人，技术人，在我们传统道德体系之外，这样的人参加中国革命，说明我们脱离的传统文化，也能建立世界先进的意识文化；张思德是一个搞生产的普通战士，但是普通战士也能享受过去帝王才能享受的墓志铭，剔除中国纪念普通老百姓的传统，要给普通人开追悼会，要宣传这个人身前做的那些好事，让基层人民看到为人民服务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以过去古代士大夫、贵族才有的道德积极性去衡量普通老百姓的积极性，其他人服从就好，没有做到“礼下庶人”，还要指望普通人有积极性，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通过这样的文化传播，让普通士兵敢于去打比自己火力强好几倍的军人。

在“五四运动”之前，只有人民英雄，没有人民革命，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既有人民英雄，又有人民革命。人民英雄用新型文化带动人民革命，带动全国人民支持革命，这次的土地革命注定和以往不同。面对同一个中国农村革命，它动员的资源更多，组织的军队更有积极性，更加强大。工业社会出现之前，这个农业社会动员已经可以打赢淮海战役，治好了几千年来治不好的黄河，淮河，海河，还能去朝鲜打联合国军，这些都是“五四运动”的直接结果。

这就是真实的“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最伟大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