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清明前，似乎总要下那么一两场雨，下着下着也就习惯了。淅淅沥沥的点绿着青草，点红着桃花，对于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原来说弥足珍贵，夹杂着泥土的气息。在那蒙蒙细雨中炊烟斜斜地飘上天空，或有着窑洞里传出的阵阵诱人的香气。

    没有夏的狂暴，没有秋的悲凉，没有冬的凛冽，整个村子安静地卧在黄土高坡，一座不起眼的山窑间。天微微亮时，母亲便起了床，到脑畔的柴垛上，搂一些柴火回来，这一天，父亲和母亲都不会下地干活，父亲要去山上祭拜先祖们，而母亲则要做鸡肉煎饼。姑姑表哥们都会来祭拜已经去世的爷爷，中午饭自然是留在家里吃的，母亲是个热心肠的人，亲戚来家不吃饭是不让走的，而这一天最适合吃的也就是鸡肉煎饼了。

    在家乡这贫困的山村里，尤其是八九十年代最缺衣少食的日子里，必然是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一顿好饭菜，平时大家都是小米捞饭，配上陕北盐酸菜，鸡肉煎饼几乎是每家人在清明这天才能吃到的美食。母亲是不甘落后的人，别人家有什么，我家就要有什么，母亲每年都会在头一年的秋季买一些小鸡仔，第二年清明的前一天杀上两只，在清明这一天做一顿香喷喷鸡肉煎饼。

    母亲把前一天杀好的鸡交给父亲，让父亲用家里锈迹斑斑的剁肉刀剁成小块，下到锅里用清水煮，捞出来控出水，之后放到家里黑乎乎的大铁锅里不断翻炒，等到锅里传出香味的时候，再加上各种调料，加上一瓢温水小火慢炖。安排好鸡肉后就开始做煎饼了，用一个大盆泡上几斤荞麦粒，用特制的口袋揉，直到揉成粘稠状的荞面糊糊，因为中午吃饭的人多，每一次荞面糊糊总是揉一大盆。做煎饼的锅比较讲究，是父亲旧三轮车的发动机里拆出的“活塞”换的平底锅，那时候可没有“电饼铛”这样的高级货。一勺一张煎饼，母亲的手法比较利索，不一会儿就能做一摞，而父亲则是在门外准备着一些祭品和冥币。

    等父亲祭拜过后，姑姑表哥也开着车到了，当大家都坐在饭桌前时，母亲便笑嘻嘻地端上来她做的鸡肉煎饼，看着大家吃的那么开心，母亲也慧心的笑了。姑姑们一个劲儿地夸母亲做饭的手艺好，都劝母亲到城里开一家肌肉煎饼的餐馆，父亲这时摆摆手说：“她心眼太实，一碗肉恨不得加了再加，如果开饭馆订的价高了会没人，订的价格低了就会亏本，还是算了吧”。这时候母亲就会白一眼父亲，之后又拿起勺子给这个加一勺，给那个加一勺，生怕亲戚们来了吃不饱。

    那时的我和哥哥妹妹并不知道祭拜的意义，只是懂得这一天能吃到母亲做的鸡肉煎饼，而且是管够的。在陕北农村里一年吃不上几回肉，能吃上一次的我们自然是开心的不得了，哪里还在乎过一个节日的意义？

    赶在休假的第一天，正好是清明节，我和妻子跑到武侯墓的文化旅游节去玩，正好接到远在陕北的母亲的电话，一阵闲聊，母亲在电话里不时地问我吃什么饭，有没有吃点好的。当知道我一年吨没吃过鸡肉煎饼时，母亲兴奋地说：“现在给你们邮过来也不行，天气暖和了容易坏，等你们下次回来一定做给你们吃，”。那一刻我没有说话，仿佛我又回到了从前，围在桌前等着母亲端鸡肉煎饼。

    站在定军山下武侯墓旁的一座小桥上，我没有心思看这人来人往，我只是向着黄土高坡的方向望去，我的眼穿过秦岭，穿过关中平原，到了黄土高原一个农家小院里，透过窗，看到了母亲正在做鸡肉煎饼，一盆荞面糊糊，平底锅，一口黑铁锅，锅里还冒着热气。（炼钢厂   薛生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