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家乡的年味，最浓的一笔，是画在正月里的；而那画中最浓的颜色，又莫过于社火了。腊月里杀猪、蒸馍、扫房子的忙碌，都只是为这浓重的一笔做铺垫。直等那锣鼓家什“咚咚锵锵”地响起来，整个村子才像被一槌子敲醒了，年的魂魄，才算真正归了窍。

我小时候，对于社火的期盼，是甚于除夕的饺子的。那时我们住在镇子上，一交正月，便日日竖起耳朵，听风里有没有送来远处隐隐的锣鼓点儿。那声音若有若无，像远天的闷雷，勾得人心里痒痒的。大人们是不大理会这种期盼的，他们有自己的忙法。待到正月十二三，消息终于确凿了，某某村的社火队要来了，于是整个镇子便骚动起来。

社火来的那天，我们是连午饭也吃不安稳的。早早地撂下碗，循着越来越近的锣鼓声跑去。街道两旁，早已挤满了人，后生们踮着脚，姑娘们抿着嘴笑，老汉们则衔着烟袋，眯着眼，一副见惯了阵仗的泰然。我们这些孩子，是专往人缝里钻的，像一尾尾灵活的鱼，一直钻到队伍的最前头。

看吧，队伍终于浩浩荡荡地过来了！最前面开道的，通常是几个“报马”，骑着披红挂彩的骡马，威风凛凛地小跑着，将人群分开一条路。紧接着，是震天撼地的锣鼓队。那鼓，大得像一口井；那锣，亮得像一轮日。几个赤膊的汉子，抡圆了膀子，一下一下，狠狠地砸下去。那声音不是用耳朵听的，是用整个胸腔去接的，一下一下，砸得人心旌摇荡，血也滚烫起来。鼓点里，一年的辛苦、沉闷、委屈，似乎都被震得粉碎，化作尘土，簌簌地落在地上。

锣鼓之后，才是社火的正文。那真是五彩斑斓、光怪陆离的一篇大文章。有踩着高跷的，最高的竟有一丈多，人像长颈鹿一般，在人群头顶上悠悠地走。他们扮着各色人物，有峨冠博带的书生，有粉面桃腮的娘子，也有叼着烟袋、滑稽可笑的丑婆子。那丑婆子故意一摇三晃，做出要跌倒的样子，惹得人群一阵惊呼，她却稳稳地站住了，还冲我们挤挤眼，那神气，得意得很。

高跷后面，是被人群簇拥着的“芯子”。那是社火里最见功夫的绝活儿。一辆缓缓行进的车上，竖起数丈高的铁杆，杆顶上，竟站着些装扮好的孩童，凌空独立，衣带飘飘，像画儿上的仙人。有的扮的是“白蛇传”，那“白素贞”和“小青”就悬在半空，手执长剑，仿佛真要从云端里降下来。底下的人仰着头看，心也替他们悬着，又惊又佩。那绑在杆上的孩子，却是一副见惯不惊的神气，偶尔还低头在人群里寻自己的爹娘，咧嘴一笑，那仙气便破了，还原成一个普通的、得意洋洋的乡下孩子。

再后面，是跑旱船的，是耍狮子的，是扭秧歌的。旱船的姑娘摇摇摆摆，像真的行在水上；耍狮的大汉扑跌滚翻，惹得一片叫好。整条街，都成了一片流动的、欢乐的河。看社火的人，也跟着队伍走，脸上都漾着一种平日罕见的、痴痴的笑。认识不认识的，挤着了，撞着了，也只是一笑，全无往日的生分。这时的乡村，是通体透亮的，是彻底敞开的，它将一年积攒下的精气神儿，在这一天，毫无保留地抖落给人看。

如今，又是元宵了。我坐在遥远的城里，对着窗外静止的灯火，想起家乡的社火来。那些彩色的影子，喧闹的声音，都像是前朝的旧梦，清晰，却摸不着了。只是偶尔在梦里，还会听见那一声声的锣鼓，从记忆的深处，隐隐地传来，一下，又一下，砸在心上，生疼，却也暖和。我知道，只要这声音还在，家乡的年，就还没过完；而我，就还是一个跟在社火队伍后面，痴痴地跑着的孩子。（生产管控中心  郭超锋）